埋有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灵骨的西安兴教寺，正面临大规模拆迁。CFP供图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近日来，被誉为“中国最美小城”的湖南凤凰古城由于变免票为“148元通票制”，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还有已有1300多年历史、埋有玄奘法师灵骨的西安古寺兴教寺，日前传出“面临大规模拆迁”，消息一出就引起舆论的热切关注。
　　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如果放置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其实只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城市发展的小案例，相同的事件几乎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追溯到开封、大同、太原等的古城改建，无一不引发争议。但如果将之结合起来再细细分析，可以发现，它们是观察中国地方文化城市发展的极佳样本，它们之间也有着不同发展模式。通过分析它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到中国城市发展中，政治权力与资本是如何结合，如何运作的，又带来哪些影响。只有了解了其中运作的政治经济逻辑，才能更好理解为何屡屡有罔顾民愿甚至引起民怨的“官商合谋”“与民争利”的事件发生。
　　文化旅游城市发展的三种模式
　　近些年引发争议的，围绕着开发城市文化遗产、新城建设与旅游创收、带动经济发展结合的城市，以政府介入程度为考察标准，笔者认为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模式。
　　一是以开封、大同这类的以政府主导的城市改造模式。去年，河南开封拟将该市老城区改造成近20平方公里的旅游区，重现北宋“汴京”。这个项目仅拆迁费用就需1000亿元，而开封市的财政收入不到50亿元，这被称为“一场豪赌”。对此，开封方面解释资金来源，采用的是政府补贴、企业投资、银行贷款相结合的形式。
　　而大同更为具有典型性。在市长耿彦波的主持下，雷厉风行地修路、种树、拆迁、造城，一时间古城复兴工程遍地开花，坊间因此赋予耿为“造城市长”。5年时间，耿彦波一直在为大同古城改建筹集基金，将摊子铺得很大。但与此同时，因城市改造计划拆迁量庞大，有人担忧他一走，工程就要烂尾，因此今年2月份时他被突然调离，引发众多市民的悲伤和不满，并签字请愿要求留住市长。
　　二是官商结合、政府参股的“凤凰模式”。对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景点，在原来籍籍无名之时，由于缺乏资金和营销手段，很多地方都是把景区打包出让给私人资本，然后在外来的私人资本运作下发展起来的。凤凰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被外界称为“凤凰模式”。2001年年底，凤凰县政府将凤凰古城、南方长城等该县八大景点经营权转让给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转让费8 .33亿元。据悉，凤凰古城由景区管理方和凤凰县政府各占51%和49%的股份，政府以土地入股。从2001年至今，凤凰古城以“坐火箭”的速度，由一个萧条的偏僻小城，成功跻身为国内热门旅游城市。
　　三是亦官亦商，政府搭平台以公司化运营的西安“曲江模式”。西安现在已经与“曲江”二字密不可分了。大唐芙蓉园、大雁塔景区、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等景区，都同属于曲江文旅的旗下资产，“如今，只要是有重大历史遗存的项目，市政府都会交给曲江去做”(段先念语)。作为西安当地最大的旅游集团，曲江文旅是在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领导下，由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04年7月投资设立的大型文化旅游企业集团。曲江新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陕西省文化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段先念，同时还是西安市副市长。
　　在西安的这种“文化苦旅”中，曲江不仅把资金“空手道”运用得出神入化，也把城市运营手段，发挥到了极致。整个大明宫遗址公园，政府将不投资一分钱。同时还独创了城市运营的“倒叙法”。把以往的城市经营思路“反其道而行之”，不指望土地出让金到位后，再去建设城市公共设施，而是先举债投入，再卖地回收资金。潜在的巨大利益，让众多地产商争先恐后地垫出巨额资金，来进行公园拆迁和基础设施建设。而作为补偿，地产商将按贡献大小，以拆迁成本价获得一块土地。“文化+旅游+地产”模式托起了大雁塔景区所在的曲江新区，让政府金库充裕，然后这种模式被大面积移植，法门寺、骊山华清池、大明宫还有城内的古城墙环周等。但这些手法在陕西省委党校钟卫国教授看来，曲江是在用文化粉饰地产。其内在规则是：圈地文化艺术炒作全球招标搞规划贷款基础建设招商引资地价成倍甚至数量级翻番出让土地获得资金炒文化概念、建主题公园土地再次升值。
　　这三种模式各有优劣，第一种模式见效快，强力推行下，三年五年或就可出现一些成果，但风险大，主政者色彩太浓，一旦官员变动，工程很容易成为烂摊子，而且很容易将地方政府拖入财政赤字的巨坑里。凤凰模式是目前国内通行的做法，优点是政府基本上都是旱涝保收，而且还不用怎么出力，但也相当于贱卖公共资产。而且在投资者将城市或景区做成功后，政府则经常会眼红反悔，最后发生了收门票、门票涨价等，或者干脆违约排挤驱赶投资者。曲江模式相对来说地方政府超脱一点，但又牢牢把握着局面的发展，进可攻退可守。不过这种模式相对市场化程度高一些，对于下属机构的设置以及打通体制的限制方面，要下很大的功夫，一旦这个前提实现了，后面几乎一马平川，政府就等着数票子。但其问题就在于这种亦官亦商的身份，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垄断了整个开发市场，成为政府捞金机器。
　　城市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归结为激烈的“以行政力为主导的县域经济竞争制度”，他还以“负地价”解释了县域经济竞争中招商引资价格倒挂现象(这一点曲江模式体现得尤为明显)。也正是在这种竞争体制下，众多的“×× 模式”源源不断地被造出，形成了一门独特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以地名为前缀的×× 模式几乎随地可见，比如“晋江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鄂尔多斯模式”，还有本文所关注的“曲江模式”、“凤凰模式”等等。这种繁多的模式背后，其政治经济逻辑是一样的，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与经济的高度亲密结合，权力与资本合体，权钱一体化，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然后对于主政一方的官员来说，即实现G D P的增长同时获取仕途发展，名利双收，对于商业资本投资者来说，有政府的积极保驾护航，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地赚了个盆满钵满，再美不过了。
　　对一个有一定文化积淀的城市来说，如何走出脏乱差的无序化发展、实现城市的特色化，并且以此来实现经济上的创收，呈现出中国官方主流话语中的那种“国际大都市”、“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胜地”等目标，确实需要一些大手笔与肯干事的地方官员。但这样的大手笔，必须要使用各种强力强势推进，此时就会暴露出很多问题，招致批评，也正是如此，“红顶商人”、“城市运营商”西安副市长段先念、大同的“造城市长”耿彦波等才屡屡处于风口浪尖，在收获了认同之余，也有很多的指责。但是这样的官员还是受欢迎的，这一点从这些官员都能够不断地得到提升和重用可见一斑。当下中国政治的评价和晋升体系，虽然现在一直在强调淡化唯G D P论的色彩，要加强经济发展的文化含量等，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被提升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但本质上还是很看重G D P的发展，当然如果这种G D P披上了文化建设的外衣，就更标致了。由此也在不断地暗示或刺激着官员们在推动这样的“大手笔”之举，有条件的就地取材，没有条件的就绞尽脑汁创造条件，这一点在各地的故里之争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尽管各地呈现出多种模式，可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大纛下，实际上运行的还是老一套的围绕土地在做文章。这种土地文章，不再以简单的买地卖地形式呈现，而是打着文化建设与保护的旗子。最后的结果就是文化方面确实有所改善，但最终更大的收益是在文化掩盖之下土地增值带来的高额地产收益，文化只是为地产走T台的靓丽模特而已。而且不管是政府主导，还是政府委托下属机构，抑或政府参股，本质上都是政府公司化的一个表现，是政府深度介入到资本市场，与资本连襟翩翩起舞的体现。如此往往最终会结成利益联盟，官商成为共同体，发展到最后难以自制或控制，反噬发展的红利，侵害到公众与社会的利益。整个过程体现的是官商媾和体制下的发展逻辑，民众(特别是这个过程中与政府相对的利益相关者)往往成为被遮蔽的群体。
　　民众的缺位与博弈渠道缺失
　　这种发展逻辑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说，要彻底摒弃这些模式，在现实中却没有多大的可操作性和可能性。从建设性的角度来说，这些发展模式都是寄托在国情之下的权宜之策，没有办法的最好办法。
　　因此，在各种看得见的成绩面前，官方几乎总会是理直气壮地宣布这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也很有可能因为外在直观感受而认同这种发展理念，比如在外界批评“曲江模式”时就有很多西安的朋友说到：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破破烂烂，现在看着赏心悦目、景色宜人，是现在西安为数不多可以拿得出手的地方，带着外地朋友来参观挺自豪的，环境好了，公共绿地多了。
　　但这样的算账法其实挺糊涂的，一个免费的5A景区、大片的免费公园，对于手拥大片高价地盘的政府或开发商来说，这仅仅是出让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以堵住民众之口罢了，但一些民众似乎就被这样的外在陶醉了，这华丽的景观背后是高昂的房价、是大笔大笔的资金流入到开发商与政府的手里，而这些资金的源头，正是来自广大的民众。这反映了民众很多时候有着最朴实的愿望，即希望自己生活的城市更大更美更好，对城市化有着强烈的诉求与愿望。但也正是这种诉求和愿望，在源源不断地给予官商合体、权钱一体化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支撑，然后官商形成一个强大的以资本为纽带的利益互利关系，而一旦有某些个体在对此进行抗争的时候，会被集体视为破坏者，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罪人一般。
　　这一点却经常是官方在回应外界批评时几乎都没有涉及到的，官方更多的是强调当时的不易与现状的成绩，却总是找到“人”的影子，忽略作为主体的民众在整个过程中的参与权利，民众争取自身权益的博弈渠道缺失，一直无法参与到这种城市发展之中，只能成为被裹挟前行的被动者，或者旁观者，甚至是无助的受害者，一旦遭遇了利益损害的事件与政策，基本没有渠道最快地反映出他们的意见。这种主体的缺位，在西安兴教寺拆迁事件中，体现为寺庙的僧侣等主人，却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甚至他们连退出申遗的权利都难以实现(一位文物部门的领导告诉记者：申遗已不是个别单位、地方政府的事情)，只能求助了社会舆论。反映在凤凰古城收门票事件上，就是当地民众(农家船工、商户、客栈老板等)只能是聚众抗议，促成一个类似的群体性事件才能得以关注和解决。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决策者与地方政府的管理者的注意。
　　更进一步，如果把凤凰古城整个事件放到当下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考察，完全可以当做一个中国地方政府决策失当的经典案例，比如罔顾民众利益有与民争利的嫌疑、未经合理合法程序作出决策引发民怨沸腾乃至走上街头，而且在事后的处理上也很简单被动…..因此，归结到最后，无论城市如何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让当下政治经济逻辑遮蔽民众基本权利，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民众能够参与到这个城市化的进程中，让民众有更多的博弈渠道，以使得在这样的发展中一旦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有充分的权利与能力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建设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