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改善怎样与遗产保护相统一

75岁的李凤兰在大同市大庙角街6号院生活了58年。这个小四合院挤着16户人家，她租住的一间平房约13平方米，每月100元。煤炉烧得正旺，我们坐在床边细听老人心愿：“希望早点儿搬进廉租房，住上楼，租金只要20块。”

如果不是置身大同，你很难体会一个城市主政者复兴古城的决心。暮色渐浓，站在修葺一新的东城墙上眺望：城外，高楼林立，现代城市的天际线尽收眼底；城内，冒着炊烟的低矮平房与飞檐翘角的房屋“混搭”，显出几分杂乱。徜徉城内大街小巷，蓝色围挡随处可见，老城像个大工地。

2008年，大同明确“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名城保护基本思路，即以东城墙外的御河为轴线，御西保护完整的古城，御东建设现代化新区。

完整保护而非重点保护，成为大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战略基点；另辟新区取代旧城改造，也为建设安居工程腾挪了空间。“大同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已达120平方公里，而古城不过3.28平方公里，为什么非要和老祖宗较劲？”在仿古建筑凤临阁，市长耿彦波坦言，把古城保护与城市发展放在同一个空间很难实现。

改善民生与保护遗产之间的矛盾，在洛阳似乎更难纾解。“按保护规划是绿地，现在却要盖高楼了。”站在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门前广场东侧，顺着河南科技大学文化遗产研究组组长杨晋毅研究员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了一圈围挡和高高耸立的塔吊……

洛铜所在的“洛阳涧西工业遗产街”已于2011年5月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目前30条历史名街中唯一一条工业遗产街。特别是一拖、洛轴、洛矿、洛铜4个同时选址、同时规划的厂前广场，一线排列，绵延5.6公里，雄伟开阔，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有重要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

杨晋毅告诉我们：“去年10月，这栋楼开工，我们就马上与市规划局、文物局的领导沟通，他们都回复说‘没批’，后来就停工了。但前几天，塔吊又竖了起来。”

带着疑问，我们采访了洛阳市规划局副局长崔玲。她回复说：“洛阳市历来重视工业遗产保护，早在1987年洛阳城市总体规划中，就有一个章节包含了工业遗产保护内容。2011年，形成涧西整体保护规划，决定重点保护‘一线三点四片’，即中州路沿线风貌，2号、10号、11号3个居民街坊，以及一拖、洛轴、洛矿、洛铜四大厂区。但在这一过程中，遗产保护与改善民生间矛盾突出。”崔玲说，涧西工业区内居民户数多，住房年久失修，有的已成危房，居民外迁成本高，只能就近考虑。洛铜门前这栋楼就是企业为职工修建的保障房，“还在走审批程序”。

在大理，古城保护管理部门也有本难念的经。行走在大理古城熙攘的石板路上，幽静的古民居引人流连。但一组数字却多少让我们感到惋惜：大理古城内的古民居2002年尚有105院，而到2008年只剩下72院。

“一些私人产权的古民居，有保护价值但又够不上文物保护的档次，基础设施差，满足不了现代生活需要，民居主人提出改造，我们拿不出不拆的依据；另一方面，有些招商引资项目，开发商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也拆了一部分。”古民居究竟该如何管理，令大理古城保护管理局副局长洪碧辉颇感困扰。他介绍，目前正在报批大理古城古民居保护管理办法，基本思路是设立保护基金，对挂牌保护的古民居给予保养、修缮等方面的补助。

丽江所要承受的则是“原住民大量外迁”的争议。一些古城居民将旧宅出租为商铺、客栈，获得收益，自己在新城购房居住，古城日益为外来商业人口占据。这种现象，逐渐化为外界对丽江传统民族文化淡漠的隐忧之一。

对原住居民外迁，丽江市博物院党委书记李共久认为，政府不能只强调他们受利益驱使的一面，也要深入分析其他原因。“古城与其他文物、遗迹不同，是人们居住、生活的场所，相关的道路、学校、医院、市场、邮局、宗教场所等，都应完整保护，确保生活便利。”

民生改善与遗产保护，真是难解的二元方程吗？或许正如崔玲坦陈，理念也应不断完善，从过去以保护为主，到现在保护与利用、保护与民生并重。

遵循“修旧如旧”

经典遗存怎样在开发利用中生辉

参观完御东新区，我们在文瀛湖畔停留远眺，梳理思绪。随后出市区，赶赴云冈石窟。大同就像曲梦幻的交响，在密集的时空内，新与旧交织，对比鲜明。

在云冈石窟景区，导游魏丽芳带领我们穿过礼佛大道来到山堂水殿。这个28岁的大同姑娘已在景区工作近7年，她回忆起初来时游客的感慨：石窟很震撼，但环境太差了。2008年8月起，大同市筹集17亿元，历时两年对云冈石窟景区实施综合整治，核心景区扩大至3300亩，是原先的10倍。“山堂水殿”即依据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述复建。“以前游客只看石窟，三四十分钟就转下来，现在怎么也得两小时。”魏丽芳说。

“那时候，云冈石窟躲在5个村子后面，拉煤车就从石窟前通过，佛像长年披着灰色袈裟；明城墙只剩残缺不全的一圈土梁，甚至有人直接掏了洞住在里面；华严寺、善化寺、清真寺等遗存，要么混迹于各种违章建筑中，要么成为危房。”春雪中的石窟尤显静谧、雄浑，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拿着些老照片怀起了旧……

大同，这座有2300多年建城史、400多年建都史的北方城市，是我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然而近几十年来，其声名却更多地与“煤”相关。用市长耿彦波的话来说，大同“有历史没文化”，大同人“抱着金碗没饭吃”。古城保护工程全面启动后，大同把明城墙以内3.28平方公里的古城全部划定为保护对象，并把保护区域扩大到4.8平方公里。凡在该区域内对古城风貌造成严重破坏的多层建筑，全部列入拆除范围（目前已拆除800万平方米）。同时，启动明城墙、华严寺、善化寺等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工程，完整恢复传统里坊格局和四合院。“梦回北魏”，成为大同古城复兴的追求。

但大拆大建还是引来争议，有的项目甚至被国家文物局一度叫停。原因在于，耿彦波要修复的不仅仅是单体建筑遗存，还要恢复当年的整个建筑群，而其中的许多部分早已烟消云散。据我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

但耿彦波坚持认为：“其实，我国得以传承下来的古建筑绝大部分都经过了维修加固，或重大修缮，或重修复建。”他说，关键在于区别“文物造假”与“修旧如旧”。而大同始终遵循“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

可是，历史资料的缺失、传统工艺技术的失传，“修旧”真能做到“如旧”吗？“真理永远在路上。”耿彦波这样作答，“政府要有长远眼光，不能让有价值的城市平庸化。我们想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趟出条路来。”

相较于大同，洛阳的城市规模更大，而发展空间却显得局促。原因在于，洛阳的地面遗存少，遗址却十分丰富。在洛阳，如何处理好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是始终考验城市规划者的一道难题。

在洛阳市文物局副局长余杰的办公室，他颇为自豪地向我们介绍，1982年通过的国家文物保护法，就体现了“洛阳工作方式”的精神，即大型基建工程，首先应开展文物普探和文物发掘，之后才能进行基建项目审批。“除‘考古先行’外，‘规划先行’也是洛阳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坚持的一大原则。”余杰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洛阳就避开老城建新城，创立了城市规划的‘洛阳模式’。当时，政府规划建设涧西工业区，有意避让了东周王城、隋唐洛阳城和金元旧城，体现了自觉保护地下文物、遗址的理念和思路。之后，三期、四期城市总规的编制、修编，也始终坚持这一理念。”

洛阳人称“五都荟洛”，在洛河沿岸、东西不足10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五大都城遗址。同时，北有邙山陵墓群，南有龙门石窟，遗址数量多、体量大，为避开这些遗址，洛阳形成了特有的组团式城市规划形态和布局。对着一幅洛阳市城市规划图，崔玲向我们讲解：“你们看，这座牡丹大桥是不是这样直过来修更好？但为了避免跨越隋唐洛阳城里坊区，就向西绕着修了。”

不知是否出于更好地统筹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从2010年7月起担任洛阳市副市长的谭建忠，其分管部门既有住建、规划、国土、交通，也有文物和旅游。谭建忠说，“地面遗存少，老百姓没直观感觉，保护意识就差。从‘十一五’以来，洛阳开始实施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通过建遗址植物园、考古公园、文化产业园等不同的保护展示形式，让洛阳的历史文化不仅可写、可读，也可看。”

站在定鼎门仿唐风格的门楼上，现代化的洛南新区一览无余。而我们脚下，正是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赋予洛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一个崭新的维度。

警惕“千城一面”

特色文化怎样在时代变迁里延续

雨过天晴，在大理古城我们偶遇几名台湾游客。刚离开丽江前来大理的张先生说：“没想象中那样古色古香，走在每条街上感觉都差不多。”

大理市旅游局副局长杨斌有些无奈：以前每栋民居都能展现屋主人独特的身份、地位，体现其喜好、情趣，但现在很多城市在老城改造时，一条街使用同一个施工队，建造的房子统一高度、统一样式，怎么会有特色呢？

“商业气息浓”、“外来文化冲击”，是近年来外界对大理、丽江古城的普遍质疑。丽江市古城保护管理局局长和仕勇并不否认，丽江古城存在“商业氛围与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相互协调的问题”。他说，为淡化古城内局部区域过浓的商业气息，丽江对古城商业经营行为实行了准入制度，取缔了经营性音像、歌舞厅、网吧、现代服装等项目，加强了对民族特色店铺的保护。从2008年起，逐步收回古城内所有政府直管公房铺面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在公房招租过程中，凡经营项目与传统民族文化相关的，例如东巴造纸、丽江粑粑等，都给予房租优惠。

“‘千城一面’不仅指建筑样式，更有内在文化气质的趋同。”丽江人、媒体工作者木胜玉坐在酒吧外的长椅上说，“即便建筑外观有差异，但如果街巷中没有闲坐的老人、奔跑的孩童、提篮买菜的主妇，只有陈列着类似商品的店铺和忙着做生意的商家，会不会同样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在丽江，我们拜访了七旬老人周孚定。家住古城黄金地段的他，却长时间在自家房门口贴上“此房不租”的字条。后来，经不住老伴和儿子的劝，才出租了两个铺面。如今虽已在古城外购房，老周依然坚持住在古城。“古城里一定要有些文化氛围，才对古城好。”有着深厚书画功底的周老先生，常给来丽江写生的学生免费授课，讲绘画技法，也讲丽江的山水、服饰、丧葬、婚姻习俗。

丽江市古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李之典一边递来纳西族歌手CD专辑，一边介绍，丽江近年来在中小学开设了纳西族母语课，大力培养演唱歌手和词曲作者，并对“新丽江人”（外来经营户）进行纳西族语言、服饰、习俗等培训。“人们为什么喜欢丽江？主要在于她独特的民族文化。守望民族文化的家园，在飞速发展的今天很难。但以民族文化为灵魂的古城保护路子必须坚持。”丽江市副市长杨一奔说。

我们在洛阳采访时了解到，洛阳要学习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曲江文化园区、大唐芙蓉园等建设模式，还将对老城区投入100亿元，保护、开发明清街区。这不免引人担忧：西安提出了皇城复兴计划，大同在做大规模的古城复兴工程，陕西汉中也曾提出将投巨资打造“中华汉城”，当许多城市掀起“复古”风潮时，会不会形成新的模仿？

谭建忠丝毫不担心：“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河洛之根、丝路起点，是洛阳城市的四张名片。我们将把洛阳最具特色和风采的东西挖掘出来，避免吃别人嚼过的馍。”

而在大同调研时，我们发现，在华严寺、灵岩寺、文庙等地都能看到耿彦波题写的楹联。“不怕被人说到处留名？”他很淡然：“人是文化动物。楹联是个性的东西，能体现对传统文化、对人生的理解。‘自古太守皆诗人’，我想展现当代市长的文化情怀。”

“城市最怕模仿，每座城市都要走自己的路。”此行结束，大理居民尼玛的话还在我们脑海里回响。

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专家点评）

促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关键在于寻找“保护”与“发展”的结合点。

在人类社会，古城是复杂的有机生命体。它的固有属性同时包含“保护”与“发展”两个方面。既不能人为地将二者对立起来，也不能简单地用古城和新区的空间区隔把二者截然分裂开来。就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如何对待“保护”与“发展”，也是保护制度和保护工作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没有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基础，抛弃既有文明，社会发展和进步就无从谈起；没有发展和进步，也就不可能再有新的历史文化积淀生成，无法持久永续地丰富历史文化名城内涵，延续它的历史文脉。历史经验一再表明这是无法逾越的法则。有例为证，平遥曾深陷“保护”与“发展”两难困境，古城保护成效甚微，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直到1992年创新了“寓保护于发展，以发展求保护，保护与发展并举”的思路，寻找到了二者的结合点，才使平遥古城在保护与发展中相辅相成，兼得双赢，并一举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如今财政收入近8亿元，相当于申遗前的20倍。旅游门票收入也超过了1亿元。

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关系的核心，是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此同时发掘其文化内涵，通过有机更新，为其找到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用途。如果对古城大拆大建，那么将失去历史遗存所承载的珍贵价值和特殊职能，如历史信息、地域文化、建筑技术、材料和审美艺术，以及传统的起居形态等等。至于大批拆除古城内已建多层建筑，完整恢复传统里坊格局和四合院，甚至不切实际地全面恢复所谓汉、魏、唐、宋古风，则有悖于遗产保护，劳民伤财，于事无补。对在古城内早已全部毁坏的地面文物建筑，也无必要大量重建。确因传承某种特定历史文脉，需要重现历史人文景观的，也应依据《文物保护法》慎之又慎，既要把握好“度”，又要恪守住“序”，经专家论证后履行法定程序，方可建造。

洛阳工业遗产保护与改善民生的矛盾同样发人深思。本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保护文化遗产的目标一致；城市建设给遗产保护让路，也已成为共识。如今所以发生冲突，还是没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简单采取了就地安置和就地平衡的政策措施。实际上多年来洛阳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有的还上升为保护理论，这次只要调整思路，妥善做好疏导工作，工业遗产保护与改善民生的矛盾完全可以化解。

此外，当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过度旅游开发和商业开发。尤其大量迁出古城原住民，将古城变成旅游大市场，使极富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淹没在喧闹的商海里，势必对文化遗产保护造成极大伤害。

由此说来，大同、洛阳、大理和丽江的探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省。（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名城委副主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 曹昌智）

   （编辑：赵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