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上海举行了一次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数十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纵论“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社会融入”“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等热点问题。但其中提到的一个数据却似乎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了50%，已经达到了51.27%，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这是在叙述一个城市化的社会事实。站在现实角度，对于向往城市文明与生活的人们而言，这是个希望；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这是时代前进的必然。然而，当我们乃至这个世界真正迈进了城市化的门槛，那颗向往美好生活和愿景的心，就真的能够安放了吗？

一位叫道格·桑德斯的加拿大人一直在琢磨人们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现象。从2007年开始，桑德斯开始了一场全球之旅，从欧洲出发，到印度次大陆、中国和北美，深入接触肯尼亚和巴西里约热内卢，足迹遍布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最终完成了一本记录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状态、心态以及城市未来的书——《落脚城市》。

落脚城市是桑德斯创造的新词，它的释义并非在城市落脚，而是一个名词——乡村移民进入城市前的落脚地。用广泛的称谓说，落脚城市就是我们常说的“城中村”，或者说它是“城乡接合部”“飞地”皆可。

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你有怎样的印象？脏、乱、差，抑或是新、奇、特？桑德斯以中国西部的一个城中村为开篇，叙述了数个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落脚城市。而在落脚城市里最真实的画面，则是迁徙的人口在“回不去的故乡”与“去往何处，如何去”的艰困中彷徨的状态。其实，城市化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

《落脚城市》一书眼下在国内正引起从专家到读者的很高关注，因为在书中，除了有严谨的实地寻访、较高的人性思考与第一手极具故事感的细节外，还让我们这些身处城市之中或走在奔向城市路上的人意识到——比脚更需要扎根的，是内心和灵魂。

人在边缘

生长在城市的人通常认为落脚城市就是单纯把乡村的结构和习俗搬到城市里来。但《落脚城市》里讨论到的人口迁徙，大部分发生在这样的状态下：这群人他们一只脚踏入了城市经济，但另外一只脚仍留在农村经济中。

一个在印度农村长大的小男孩在第一次跟随父亲来到孟买北部的一片落脚城市后，指着眼前的景象对父亲说：“看，一面是村庄，一面是高楼大厦。”这是桑德斯笔下的城中村居民，大部分人在这样城市边缘的夹缝中挣扎着赚钱。

桑德斯到过很多城市的边缘地带，在这些边缘地带，他遇到了各种口音、肤色、装束的人，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离开贫穷的乡村老家，揣着谋生和发达的渴望，到城市里苦苦搏命打拼，目的是在城市里为自己和子女争取一片基本但长久的立锥之地。

通常，我们会认为人只要从乡村移居到城市，潜移默化的，就会从原本落后保守的习俗转而接受精致的都市习惯。但读《落脚城市》却发现，这实际上是个错误的想法。因为在这个过渡的空间和时间里，人们缺乏内心的安全感和不稳定性，家庭与个人的凝聚力又会因此受到威胁，城市里的乡村，是落脚城市的本质。而属于落脚城市的文化，则是一群志向远大又深深缺乏安全感的居民在其中如何能找到安全感的共同来源。

在中国西南的一个城中村中，王建从八十公里外的乡村搬到这里，一家祖孙三代居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空间里，拥挤，更缺乏隐私。尽管如此，他们也不想回到乡下，因为他们希望在这里除了能填饱肚子，还能为子孙获得成功的机会。这是《落脚城市》中边缘人的心态。

另类空间

上世纪六十年代，简·雅各布斯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多年后，当桑德斯写出《落脚城市》后，有评论者认为这是五十年来首部可以比肩这本书的作品。简·雅各布斯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才是更适合我们居住的？《落脚城市》似乎在寻找这个答案。

“以后的人对于21世纪最鲜明的记忆，除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大概就是全世界范围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乡村的农业生活彻底移入城市。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西方富庶的大城市，都有这些人群聚居的空间，它们常常被称为‘贫民窟’‘移民社区’等等，但事实上，许多变化和断层都完全没有受到注意。我们不理解这种迁徙，因为我们不晓得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也不晓得该看什么地方。”在作者看来，了解了从乡村迁徙到城市的状况，或许就能找到让城市生活变得更好的一种办法。因为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次重大暴力冲突的爆发地，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何才能避免后者的发生。

迁往大城市的居民一般都想追求成功。他们希望能够谋取机会把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推向都市核心，以求获得社会的接纳。而这个理想能否成为现实，需要制度的帮助、社会的认可，如此，他们的内心才会获得最终的踏实和安定。

（编辑：赵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