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夜景,颇具魔幻色彩。沈一天 摄 摘要:早在百年前,上海这个城市就和纽约、巴黎、东京一起,分享起“魔都”这个外号。有人将其解释为“摩登之都”,也有人将其解释为“魔幻之都”。但无论怎样,在这座城市充满魔力的浮华背后,始终并行不悖地滋长着自由主义与市民精神。 坐晚班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的旅人,常会怀着惊讶和同情,驻足观望一群上了年纪的机场静坐抗议者。就在不久前,某餐饮集团的经理出差上海,还顺手拍照并上传微博,感叹道:“……老的老衰的衰,头发白的白……不易。” 如果驻足观望的时间稍长一些,同情或许会升级为由衷的赞叹,因为这些魔都的爷爷奶奶们抗议的文明程度,在国内大约确实可以算得上名列前茅──没有吵闹,没有哭喊,地上整齐码着条幅、资料和照片,扩音喇叭里以有限的分贝播放《红梅赞》、《团结就是力量》之类的经典红歌。 需要更多观察一段时间,几天或是几周,才能发现一些更生活化的细节。比如人流量较少的时候,他们会关掉喇叭(要省电的嘛),织一会毛衣聊聊家常;又比如晚上8点过后,机场里的面包房开始打折,他们会陆续轮流去买上一些,带回家做第二天的早饭。 虹桥机场的工作人员对这群示威者的评价是,“他们这样才叫实惠咧!” ·一· “实惠”这个词,在上海话里难分褒贬,可以暗损一个人爱占便宜,也可以明夸一个人会过日子。在上面的语境里,这名机场员工似乎更加巧妙地把两层含义糅在了一起。 示威者们来自两个正巧被排除在机场拆迁计划外的小区。2010年3月16日,扩建的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小区于是成为离航站楼直线距离最短的居民区。居民的诉求是拆迁和补贴,但机场认为,总有小区离机场最近,是否拆迁,得按照规划和噪音标准来。 双方展开长达两年并且仍旧进行中的博弈,到后来机场管理人员和静坐组织人员甚至混熟了,于是约定过了运营高峰时间再开始抗议,以尽量避免发生冲突。每天晚上7点一到,爷爷奶奶们自带板凳条幅扩音器甚至毛线球(是的你没有看错!),出现在航站楼到达大厅,10点过后收工散场,手里还拎着一些刚买的打折面包。 小区居民对拆迁已逐渐不抱太大希望,但这样的抗争反正不动筋骨,无妨一试。大家约定,凡家有退休老人的欢迎报名加入,没有或不愿加入的,则象征性支付一些费用投入“小区发展基金”──去机场坐上3个小时的,大约可以得到8到10元的补贴。 或许需要多举一个例子,才能表达这种并不常见的“实惠式”抗争背后,所代表的上海人。 松江区九亭镇,原本板上钉钉的远郊地段,由于有了地铁和更为偏远的松江大学城,竟也渐渐成为每平米逼近两万的住宅密集地。传说中的“上海最牛钉子户”,就诞生在这里。 沪亭北路上,已拓宽至双向四车道的柏油路,突遇一栋双层民宅阻截,如酒瓶口一般收窄成两车道从屋前经过,非机动车道则见缝插针在屋后另辟蹊径,从远处看,民宅被马路包围得仿佛陆上孤岛,甚至发生过不熟悉路况的司机变道刹车不及,直挺挺撞上房子的事情。 房子的户主是一个80多岁的徐姓老人,两层楼400平的旧宅,拉拉杂杂住了一大家子9口人,为了防止发生一家人里有人擅自和拆迁办谈条件的状况,外孙特地去公证处办妥了委托书,一切拆迁补贴事宜,由他说了算。 从09年初道路拓宽即将完工到现在,房价水涨船高,最近的新式小区,离旧宅不过几百米远,附近是林立的服装店、餐厅、24小时便利店,徐家的补偿要求也随之提高到了800万,这在拆迁办方面看来,绝无可能。 于是,房子就立在那里,路就绕了过去,由于位置醒目,市口不错,徐家索性把底楼用于出租,杂货铺、修车铺、馒头铺等纷纷开张经营。临近住宅区的居民也渐渐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约朋友到家里做客或者到附近吃饭的时候,还会半自嘲半自豪地加一句:“喏,就是那个最牛钉子户那里呀。” 试着这样解释吧——这座如今迫不及待在外滩立上6吨铜牛像、把市中心的美术馆挪作商业用途的魔都,却还是有那些在机场静坐的爷爷奶奶、与爷爷奶奶和平相处的上海机场集团虹桥机场公司、沪亭北路口的徐家人,以及让徐家人能够仍旧住在老宅里的九亭镇拆迁办公室。 而在这些人事背后,如果还有什么称得上是这座城市的市民精神,那必然只能是爷爷奶奶们每天可能不到10块钱的补贴和提回家的打折面包,以及徐家人出租给经营户的一楼门面房子。 这是上海人特有的实惠——能争的利益,一定要争;但能过的日子,也得首先过得像模像样才行。 ·二· 文字记载或是耳闻目见的上海都如此。战争时期逃难的人躲进租界,几家人家挤一所房子,私底下蹭米蹭油,面子上总要和和气气;“文革”以后,原本的独门独户的大宅子,一下子住进十几二十户,低头争的是电费水费,抬头也会分食点春卷馄饨;知青回沪为了房产的继承权兄弟间官司乱作一团,但在外人面前绝少诉苦。 这和《花样年华》里吃个夜宵馄饨摊都要描眉画目的苏丽珍,倒有相通处。要解释这种实惠和打肿脸充胖子的区别,恐怕又要费上一番工夫。 认识一个如今已徐娘半老的阿姨,年少时候家里虽条件一般,却经常有得新衣服穿,那是因为她家传裁缝工夫好,布店里有一点零碎布(一卷布剩下的最后一截,一般很难派上用场,就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都能算出,大约能做一件怎样款式的衣服或者裙子,买回家裁好样子缝纫机一踩,就是一身新战袍,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穿出去百战百胜,风光无限。 更通俗和为世人所知的,是“半两粮票”,也是典型的既要改善生活也不能影响生计的上海发明。 2004年11月银行加息后,银行里到处都是来咨询和转存的市民。
2011年11月胶州路大火“头七”之日,来火灾现场祭奠的市民。雍和 摄
摘要:早在百年前,上海这个城市就和纽约、巴黎、东京一起,分享起“魔都”这个外号。有人将其解释为“摩登之都”,也有人将其解释为“魔幻之都”。但无论怎样,在这座城市充满魔力的浮华背后,始终并行不悖地滋长着自由主义与市民精神。 坐晚班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的旅人,常会怀着惊讶和同情,驻足观望一群上了年纪的机场静坐抗议者。就在不久前,某餐饮集团的经理出差上海,还顺手拍照并上传微博,感叹道:“……老的老衰的衰,头发白的白……不易。” 如果驻足观望的时间稍长一些,同情或许会升级为由衷的赞叹,因为这些魔都的爷爷奶奶们抗议的文明程度,在国内大约确实可以算得上名列前茅──没有吵闹,没有哭喊,地上整齐码着条幅、资料和照片,扩音喇叭里以有限的分贝播放《红梅赞》、《团结就是力量》之类的经典红歌。 需要更多观察一段时间,几天或是几周,才能发现一些更生活化的细节。比如人流量较少的时候,他们会关掉喇叭(要省电的嘛),织一会毛衣聊聊家常;又比如晚上8点过后,机场里的面包房开始打折,他们会陆续轮流去买上一些,带回家做第二天的早饭。 虹桥机场的工作人员对这群示威者的评价是,“他们这样才叫实惠咧!” ·一· “实惠”这个词,在上海话里难分褒贬,可以暗损一个人爱占便宜,也可以明夸一个人会过日子。在上面的语境里,这名机场员工似乎更加巧妙地把两层含义糅在了一起。 示威者们来自两个正巧被排除在机场拆迁计划外的小区。2010年3月16日,扩建的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小区于是成为离航站楼直线距离最短的居民区。居民的诉求是拆迁和补贴,但机场认为,总有小区离机场最近,是否拆迁,得按照规划和噪音标准来。 双方展开长达两年并且仍旧进行中的博弈,到后来机场管理人员和静坐组织人员甚至混熟了,于是约定过了运营高峰时间再开始抗议,以尽量避免发生冲突。每天晚上7点一到,爷爷奶奶们自带板凳条幅扩音器甚至毛线球(是的你没有看错!),出现在航站楼到达大厅,10点过后收工散场,手里还拎着一些刚买的打折面包。 小区居民对拆迁已逐渐不抱太大希望,但这样的抗争反正不动筋骨,无妨一试。大家约定,凡家有退休老人的欢迎报名加入,没有或不愿加入的,则象征性支付一些费用投入“小区发展基金”──去机场坐上3个小时的,大约可以得到8到10元的补贴。 或许需要多举一个例子,才能表达这种并不常见的“实惠式”抗争背后,所代表的上海人。 松江区九亭镇,原本板上钉钉的远郊地段,由于有了地铁和更为偏远的松江大学城,竟也渐渐成为每平米逼近两万的住宅密集地。传说中的“上海最牛钉子户”,就诞生在这里。 沪亭北路上,已拓宽至双向四车道的柏油路,突遇一栋双层民宅阻截,如酒瓶口一般收窄成两车道从屋前经过,非机动车道则见缝插针在屋后另辟蹊径,从远处看,民宅被马路包围得仿佛陆上孤岛,甚至发生过不熟悉路况的司机变道刹车不及,直挺挺撞上房子的事情。 房子的户主是一个80多岁的徐姓老人,两层楼400平的旧宅,拉拉杂杂住了一大家子9口人,为了防止发生一家人里有人擅自和拆迁办谈条件的状况,外孙特地去公证处办妥了委托书,一切拆迁补贴事宜,由他说了算。 从09年初道路拓宽即将完工到现在,房价水涨船高,最近的新式小区,离旧宅不过几百米远,附近是林立的服装店、餐厅、24小时便利店,徐家的补偿要求也随之提高到了800万,这在拆迁办方面看来,绝无可能。 于是,房子就立在那里,路就绕了过去,由于位置醒目,市口不错,徐家索性把底楼用于出租,杂货铺、修车铺、馒头铺等纷纷开张经营。临近住宅区的居民也渐渐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约朋友到家里做客或者到附近吃饭的时候,还会半自嘲半自豪地加一句:“喏,就是那个最牛钉子户那里呀。” 试着这样解释吧——这座如今迫不及待在外滩立上6吨铜牛像、把市中心的美术馆挪作商业用途的魔都,却还是有那些在机场静坐的爷爷奶奶、与爷爷奶奶和平相处的上海机场集团虹桥机场公司、沪亭北路口的徐家人,以及让徐家人能够仍旧住在老宅里的九亭镇拆迁办公室。 而在这些人事背后,如果还有什么称得上是这座城市的市民精神,那必然只能是爷爷奶奶们每天可能不到10块钱的补贴和提回家的打折面包,以及徐家人出租给经营户的一楼门面房子。 这是上海人特有的实惠——能争的利益,一定要争;但能过的日子,也得首先过得像模像样才行。 ·二· 文字记载或是耳闻目见的上海都如此。战争时期逃难的人躲进租界,几家人家挤一所房子,私底下蹭米蹭油,面子上总要和和气气;“文革”以后,原本的独门独户的大宅子,一下子住进十几二十户,低头争的是电费水费,抬头也会分食点春卷馄饨;知青回沪为了房产的继承权兄弟间官司乱作一团,但在外人面前绝少诉苦。 这和《花样年华》里吃个夜宵馄饨摊都要描眉画目的苏丽珍,倒有相通处。要解释这种实惠和打肿脸充胖子的区别,恐怕又要费上一番工夫。 认识一个如今已徐娘半老的阿姨,年少时候家里虽条件一般,却经常有得新衣服穿,那是因为她家传裁缝工夫好,布店里有一点零碎布(一卷布剩下的最后一截,一般很难派上用场,就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都能算出,大约能做一件怎样款式的衣服或者裙子,买回家裁好样子缝纫机一踩,就是一身新战袍,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穿出去百战百胜,风光无限。 更通俗和为世人所知的,是“半两粮票”,也是典型的既要改善生活也不能影响生计的上海发明。 2011年3月22日,上海,在松江区九亭镇沪亭北路新修建的道路中央,仍留有一家谈不拢条件的“钉子户”。图/IC
但他的遗憾终究并非发自内心。就在这感叹发生之后不久,网上开始流传一个励志段子:98年,马化腾凑了50万创办腾讯,没买房;98年,史玉柱向朋友借了50万搞脑白金,没买房; 99年,丁磊用50万创办163,没买房;99年,陈天桥50万创办盛大,没买房; 99年,马云凑了50万,注册阿里巴巴,没买房──如果当年他们用50万买房,现在可能贷款没还完。 网友们半是怀着对创业的憧憬半是发泄对房价的愤怒,对这个段子赞誉有加,但在复旦内部bbs上,这个段子却完全没能激起人们的半点儿斗志。一个基本达成共识的意见是,当年用50万买房的人,100个人里能有99个如今过得还不错,当年用50万创业的人,不知道1000个人里出不出得了一个马云。 这才是更为传统和发自内心的复旦人的想法,不要断了后路,不用背负太多,也不求大富大贵。这座比起吃多少更讲究吃相的城市,对这所大学产生的牵引力,终于生长出了比复旦校训更深入人心的复旦精神——自由而无用。这是会舞文弄墨的大学生们,对上海的实惠生存法则做的一个更为精致的注解。 这里的自由,基本无涉“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大含义,而更多是生活甚至生存上的自由。有复旦学者就曾说过,同一个自由,北大是“以天下为己任”,复旦则是“平民化”,而这正好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于是,这座城市才有了每天晚上去虹桥机场报到的爷爷奶奶们,于是才有了住在路中间的徐家人,所以,也才会有2010年11月21日,胶州路大火头七那天,普通上海人送来的铺满整条街的鲜花,一个由居住在上海的学生、白领、生意人……组成的业余交响乐团,正午11时15分在失火大楼对面奏响《圣母颂》。 那段时间里,这首只持续了几分钟的《圣母颂》,成为全中国反复提起的话题。网络上,人们传递着现场拍下的视频。各种版本的《圣母颂》被翻了出来,北京人、杭州人、香港人……“一遍一遍地和上海人一起听”。 ·四· 但无可避免的,魔都本身还是随着印钞机开足马力的速度,越发变得吃相难看起来。 陆家嘴继续像吃了发酵粉一样造高楼,目前正在建设中的一栋名叫“上海中心”,总高度达632米,是拉斯洛·邬达克(L. E. Hudec)80年前在上海设计的远东第一高楼的六倍高。 远东第一高楼的地位维持了半个世纪,就在不远的20年前,住在南京路附近老房子里的人,还很喜欢晚饭后到这栋高83米、外墙黑漆漆的国际饭店楼下走走路吹吹风,享受抬头数层高数到帽子掉下来了的欢欣。 后来,上海有了420米的金茂大厦,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又马上要有632米的上海中心,穿梭于高楼间的风已经成了完全不能消受的妖风,地面沉降和建筑安全也成了让过路人心慌慌的谈资,毕竟去年,银城路上的时代金融中心已经往下掉过两块幕墙玻璃。 上世纪末,新天地改建工程临近启动,所牵涉到的太平桥地块各里弄居民相继搬迁。在那个大多数人对房价地价还极为懵懂的年代,那些生长在卢湾区腹地的原住民,让出自己的老住所,得到的补偿是一处远在远郊浦东新区三林地块的工房,或是每人四万块钱。 2001年,新天地改建完毕,原先的里弄房子摇身一变成了人均消费300元以上的高级餐厅,四万块只够在设计师店里买上几件衣服。这令很多回来探探自己家变成什么样了的老上海人看不懂。他们更不可能明白什么叫做在米其林三星任职过的厨师,也不会知道一家餐厅里的琉璃吧台,竟也会贵得超过他们的全部家当。 任何一个在市中心地段长大的孩子,要寻回儿时玩伴或是回忆,也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老早的外滩,即便是最势利的友谊商店,小朋友在夏天还是可以穿得稍微齐整些,就进去孵一下午的空调,还可以顺便偷瞄两眼那些个蓝眼睛高鼻梁,以消磨暑假百无聊赖又燥热难忍的时光。 它存在了45年。2004年6月,也轰然倒塌在一片叫好声中——外观笨重、颜色灰暗的它配不上外滩今日的风骚格调。随后,是外滩3号、外滩6号、外滩18号……一系列比友谊商店洋气得多的名字和辉煌得多的橱窗,绽开笑靥拥抱新贵。 2012年初,离新天地3.5公里远的建业里终于改建完毕,包裹在建筑外面的脚手架开始逐渐卸下,石库门洋房成为带地下车库、最大面积达578平方米的豪门宅第,每平米售价逼近15万。 而在建业里住过的居民们已经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不像第一代新天地移民那样大惊小怪。15万,或者哪怕50万,那都是与他们无关的,属于另一个上海的事情。 也难怪,早在百年前,上海这个城市就和纽约、巴黎、东京一起,分享起“魔都”这个外号。有人将其解释为“摩登之都”,也有人将其解释为“魔幻之都”。但无论怎样,在这座城市充满魔力的浮华背后,始终并行不悖地滋长着自由主义与市民精神。 老市民与新城市的矛盾,或许是所有的大城市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段宿命。但在上海人这里,表现却有所不同。虽然城市越变越庞大,越变越像一只全身贴满钞票的钢筋怪兽,但那些角角落落里,还是有很多上海人,为了能过上自由无用的日子,在做些实惠和讲究吃相的抵抗与挣扎。 更让他们骄傲的是,在这座城市里,这种抵抗和挣扎不仅中看,很多时候居然还很中用咧。 (编辑:赵岩) (责任编辑:白雪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