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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 堤
●甄拔和唤醒长春城市文化资源
开掘城市文化资源、塑造城市个性与特色，是当今所有城市的当务之急之一。对于看上去历史较短、文化资源较局促的长春，尤其如此。所以，长春还有一个当务之急，是要冷静理智而满怀信心地着眼和发现自己脚下，研究和发掘自己过去被岁月埋没的脚印。长春要把曾被忽略轻视的、或有过争议的、或尴尬为难的文化部分，用科学发展的视点，重新论证认知，澄清行业模糊，甄拔解析，提纯整合，让休眠久违的文化资源加入当代城市文化建设队伍，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如果发掘实践得好，其作用与价值不仅是老当益壮，也许还是青春焕发，既增进城市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还会促进市民们认同的理直气壮和播扬上的大张旗鼓……
●发掘和确立长春的抗争文化
一、资源：在甄拔解读中彰显内涵
（一）中轴线长街：对头道沟发端的自主和坚守
长春座城市中轴线人民大街的选址发端始于102年前，是孕育于长春火车站站场选定其中的，是早年经由中国人达桂主持规划确定而起笔的。但被一直垂涎长春的日本人抢掠而初建，而后又抛弃了中轴线功能。日本投降并新中国成立后，这条大街被长春人真正规划确定为城市中轴线，并按科学规划延伸与扩展。这条街起止之争，代表了两条铁路所属的两种主权对头道沟区域的争夺。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吉林将军达桂奏准，敷设自主中国铁路吉长（吉林至长春）铁路，当即促进吉长铁路始发站场立项，具体地确定了“占地三百零六亩九分二厘八毫。”并将地址选定于头道沟北岸，这便是现在长春火车站的位置。但因“适值日俄构兵，筑路计划因之中缀”，铁路站区初次规划告停。1907年1月，达桂依据《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 “自行开放”长春（宽城子）“通商口岸”，编制长春商埠规划，长春站区规划二次公之于世。1907年4月1日，实则军政机关却化装成经济机构的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日本“满铁”一开张，便制造舆论，伺机出手，明里声称省开埠局“收买民地悬值过廉，业户多怀观望”，暗里抓住可乘之机，以三井物产长春出张所的名义私增地价，以高于开埠局10%的价格，抢行将头道沟地带土地1.2平方公里“隐相购买”，日方一方面以铁路用地为由加以推诿，另一方面由小村寿太郎公使出面直接向清政府施压，日方之明暗两手，把清政府规划的商埠区域拦腰肢解、锐减面积近一半，自名为“满铁长春附属地”，并逼迫清政府允诺“满铁”在此处拥有“永久所有权”，编制了《长春附属地市街计划》，让中方第二次规划也未能实施。这便促使后来成为城市中轴线的这条大街迷失了许多年。但在1933年，伪满《大新京都市计划》将西面的新民大街作为主轴线展开规划，而把这条大街偏放于一边，让其一方面只是在火车站前延续了引北行南的道路走向，另一方面成为日本人居住区与中国人居位区的分界线和西部新城区与东部老城区的边界线。
直到城市解放后，在1955年版编制的长春城市总体规划中，这条大街才第一次被规划为城市总体布局的中轴线，并逐步将其建设成为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功能中心，同时依次展开大规模的建设动作。伴随改革开放的启动，在1980年版、1996年版，还有2005年版的长春市城市总体规划中，这条大街被持续强化和逐步延展了城市中轴线功能。城市发展的各重要职能用地和建设布局都以这条线为中轴对称摆放，逐步地促进和完善了城市设置的摆放均衡和份量均当。伴随构建“双心、两翼、多组团”中心城区城市空间结构的策略实施，在中轴线上人民广场区域第一城市中心的基础上，九公里外的中轴线南端第二城市中心也开展建设。为带动“双心”有利地搏动，市政府从原中心附近迁移至第二中心附近，虽然向南推移，但还是依傍中轴线，依旧傍着人民大街的西街面。一条街通北贯南地确立出两个市区中心，连缀起省、市、区三级政府办公中心，贯穿了城市六个中心城区中的三个，还连接了市区与各开发区。这条正直修长十四公里的人民大街中轴线，潜台词地提醒和激励着城市指挥中心，不敢偏离民生的轴线、发展的轴线半步。以前瞻性和构建性为前提，以科学性和管控性为保障，虽经百余年风剥雨蚀，这条大街的规划在中国人的手上，根据城市社会发展进步水平需要而在相应调整、持续完善，成为长春城市建设的特殊浓缩形式的物质代表和特色文化形态的精神象征。
(二)长春东站：以主权对日本“满铁”长春站的抗衡
东站站区规划，不仅与长春商埠地开发规划一路同行同命运，而且东站建设还是商埠地规划中列为先期实施的重点工程项目，更是代表性工程。自1905年提出自办一条长春府至省城吉林间直通铁路，长春站场规划已经两次夭折，对商埠区开发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意义的工程两次落空，但还有第三次。1909年，吉林西路兵备道颜世清主持重新编制长春商埠地规划，同时地再度将吉长铁路始发站场建设列为规划实施的重点工程。这第三次规划较前两次有一个变动，就是规划范围的南北向改为由府城北门至满铁“附属地”东斜街以南为界，意思是紧紧连接和顶住北面的“附属地”，不留缝隙，抵住其南延蚕食。规划商埠地6.1平方公里，其中60%辟为公用地，30%为民用地，占3.5%即1/30的用地给了站场工程建设，确定保证与前两次规划同等数量的建设用地。作为长春对外交通的门户，为区别于南满铁路长春站的吉长铁路长春车站，规划建于伊通河西的东安屯处，实勘后基于地质、地貌和地形要求，改至距“满铁”头道沟车站三点五公里处之伊通河东岸五里堡一带建设，时称东站站区的东站，仍然延续商埠地建设抵北的原则，在铁道线北部设置站台、站舍等设施。与此同时，商埠地大马路、永长路、永春路、大经路等五条南北向道路，二马路、三马路、七马路、长通路等七条东西向道路展开建设实施，与铁路东站门户，构成城市东部体系。如果说，日本满铁“附属地”的扩张是以头道沟车站为后盾而向南推进扩展的话，那么，长春商埠地此时则以东站站区为后盾依托而向北和西抗争和抵御。东站牢记自己是东家、东道，旭日东升；坚定自己挺立、站定，东山再起。长春东站，既是长春向吉林铁路的发端站场，也是与当时头道沟站的对垒、抗衡和拼争，成为长春民族独立和自主主权的代表性建筑和典范地标。
（三）道台衙门：阻止日本满铁“附属地”的南侵
1909年，经由吉林路兵备道颜世清手上办理的事务中有几件成为长春历史上的大事，即和规划建设商埠地、东站站区一样重量级、独具主权意识的项目，就是坐落于商埠地最北端、紧抵日本满铁“附属地”边界而建设的道台衙门。
颜世清重新做出的长春商埠地规划，虽因日本人作祟侵吞而面积减小，但作用却更为突出。一方面以紧抵毗邻的方式，着重明晰长春商埠地与日本满铁“附属地”的分界，另一方面以修建独特建筑物的方式，既醒目警示北面对手又鲜明赫然地激励民众。于是这处钉子式的建筑群道台衙门，以当时政府的名义，钉在了长春商埠地最北部的顶端。它以最高的地势、以两万五千平方米的占地气势、以不惜使用整个商埠地总经费三分之一的白银九万余两开销的宏伟，修建了这座长春商埠地之最、也是中国人在长春近代中建筑之最的道台衙门。头年吉林省添设的西路兵备道在第二年改称西南路分巡道，道署设于长春，所以刚刚设立的道署衙门就被精心安置于主权对垒的最前沿。有日本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录中记载：“在这座建筑物上空高高飘扬的黄龙旗，气势磅礴，对附属地起到了威慑作用。”颜道台还在建筑群的最北侧规划修建了四座洋房，一方面形成组群的气势，一方面以西式建筑风格代表崇尚进步，以文化角度抗衡北部，尤其是这最直接背敌的四座建筑用以衙门长官生活与起居，用以鼓舞和提示民众，外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予面对。整个道台衙门处于地势高台，面对北面低洼地带的满铁“附属地”，居高临下地俯瞰日本人的一举一动。还有重要的一笔，这里似有打破“衙门口，朝南开”的窠臼，大胆更改成主门朝东开，表明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这座城市的大东家，脚下是自己的土地，自己才是根深的东道主，和东站一同构成兄弟般的统一的抵御外辱、坚信主权的思想呈现。回廊式的道台衙门，成为长春第一座西式建筑，成为开放商埠以来最大的建设成就之一，成为阻止日本满铁伺机南侵、钳制满铁肆意动作、增添民众斗志的表率和经典代表，更成为“道”在吉林从建到销二十年间留下的珍贵的历史见证和长春市罕有的清代遗址珍存。
（四）城市总规：对殖民遗患的矫形整补
事实上，这座城市有着和任何城市的不同，最大的特点是经历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完全殖民地化的全过程，不仅如此，还拥有着对这个过程的相对整体的记录和遗存。1935年以前，城市出现的俄、日两个所谓铁路附属地，与旧城区、商埠地形成的三国四个市政管理机构，背景各异，政权分治，各有算盘，均没有考虑也无从考虑统一的城市布局。日伪时期是制定过城市规划，却是殖民化的伪国都的城市规划，反而使城市更加畸形发展。《大新京都市计划》只做了伪国都的殖民性盘算，并没有对旧城区和商埠地进行改造，而是就当时状况直接纳入规划。这就使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派生出一个畸形胚胎，摆放出一个拼盘式的城市，留下了长春城市布局的不合理根基和遗留枝蔓：城市功能定位造成基础设施布局不平衡，铁路与河流造成城市区域分割，同心圆结构促成中心膨胀，放射式路网加重交通压力等问题。大经路以西日伪官衙、伪官员和日本人居住区的西部半个城区中，城市设施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而大经路以东的中国人居住区的另半个城区里，大部分区域还无有铺装标准道路，还无有安装供水下水设施。不仅如此，为建设伪国都而移民还造成了城市东部和北部地区多个贫民窟，大经路既是贫富的分水岭更是殖民的证据线。规划建设铁路和伊通河对城市的分割成为遗留的痼疾：一方面分割成为零碎的五瓣城区，另一方面围合成封闭式的三面型半岛，破碎的城区形态让城区的转运和市民的出行变得维艰、缓慢而无奈，使后来的城市一度只好照此摊大饼。同心圆的城市结构，单一的服务中心，引得人流、车流一味地向市心中拥挤集中，使得后来城市因发展规模扩大而措手不及，弊病突显。放射式道路网回环往复，直至伊通河岸和铁路边沿“团团转腾，却出不了城。”
新中国后的长春开始了真正的春天，通过一次次规划和修编，以柔性适应加以矫正畸形与完善整补，从完善城市总体布局角度出发，矫正以往，创新未来。首先是，改变了城市性质，改造了经济结构，发展了城市规模。在扩建和改造中加强配套建设，尽力弥补欠账，增设水桥、旱桥等桥梁，转化和消解铁路、伊通河对城市天然分割的不利。然后是，实现对同心圆的突破与超越。化腐朽为神奇，巧妙利用铁路、伊通河将城区自然划分开的五个片区而建成七个城市独立分团，重要的是让各分团各有其服务中心，各自构成功能健全的同心圆，又通过各自能动的自我吸引力，既扭转了城市摊大饼局面，同时相对缓解了交通压力，尝试了从根本上疏解人口密度、解决拥堵痼疾之法。接着是，提纯和锤炼长春地方城市风貌特色。长春有重点地既规范和开发城市景观区，又塑造和成型城市风景线，还建设和发展公共绿化景观。人民广场地区、汽车城地区、地质宫地区、南湖公园地区等七个城市景观区的建筑、街路、绿化得到了控制性规范和保护。
（五）九一八：抵抗日军最激烈的第一个城市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人是刻骨铭心的，而对于长春人更是浸入骨髓的。1931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地区以自行爆破反诬中国军队为由，向北大营突然袭击，震惊世界。几个小时后，诞生在柳条边上的长春在睡梦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开始向南岭兵营发起攻击。长春作为东北交通的中心枢纽，早已是日军预定攻击的重要目标。“九一八”的前几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到长春指挥检阅日军的“出动演习”，进行军事部署，随时准备向长春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
长春南面的南岭兵营驻有东北军步兵第二十五旅第六二七团，北面的宽城子兵营驻有中东路护路军步兵第二十三旅一个营，长春市内驻有马尚麟团一个营。19日清晨4点半，日军步兵第四联队第一大队在联队长大岛的指挥下，到达宽城子兵营，营长傅冠军仍以为是日军演习，正在张望着却被日军开枪击中身亡。营内守军官兵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利用墙角、窗口为掩体，自行奋起抵抗，猛烈开火，让日军一时陷入困境。日军增援部队8点钟赶到，开始用山炮、迫击炮轰击兵营，中国官兵顽强抵抗，拒绝缴械，一直激战到11点10分后才向乌拉街方向撤离。与此同时，日军第四联队第二大队在大队长黑石的指挥下，向南岭兵营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日军赶到时兵营正吹响起床号，由于疏于防范，近7点日军占领炮兵第一营，接着是第二营、第三营，炮兵官兵只有冒死突围。8点半，从公主岭乘火车赶来增援的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一大队在大队长小河原的指挥下，与黑石会合后，10点开始新一轮进攻。南岭大营的中国守军步兵团虽接到“急速撤离，不准抵抗”的命令，但广大爱国官兵群情激奋，坚决不肯撤退，集中火力，猛烈还击，击伤日军大队长小河原，击毙第三中队队长仓本，日军第三中队伤亡惨重，几乎被全歼。经过一整天的苦战，孤立无援的南岭中国守军于下午2点20分突围。
骄横并早有准备的日本侵略者没有想到，在长春遇到了最初的最顽强的阻击，损失也最为严重。据日本《满铁档案》记载，日军9月19日在长春南岭战斗中战死44人，在宽城子战斗中战死24人，两战日军受伤军官3人、士兵128人。而在“九一八”之夜进攻沈阳北大营过程中，日军仅死2人、伤23人。长春以此成为“九一八”事变开战后第一个抵抗日军最激烈的城市，第一个抵抗日军最强烈的大城市。
（六）长春酱园：风起云涌的民间抗争
长春沦陷后，在中共抗日主张的影响和感召下，长春各地民众竖起抗日义旗，组成抗日义勇军，从1931年9月19日至1937年8月，坚持抗战六年之久。东北沦陷十四年间，长春工人和学生从未停止过斗争，少则几十、上百人，多则几百、上千人参加罢工、罢课等活动，进行了最激烈的反抗。
日军侵占长春后，长春周边各地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风起云涌。从双阳河畔到拉林河滨、松花江边，长春一带的平原沃野到处飘扬抗日队伍的旗帜，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九台的罗明星部、农安的李铁成部和德惠的王辅臣部等。罗明星领导的队伍叫“三江好”，意为松花江、牡丹江、鸭绿江地区人民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光复东三省。罗明星因双手使枪、夜袭伪九台守备队，击毙伪连长；袭击德惠张家湾车站，缴获枪械80余支；伏击二〇一号列车，使其颠覆，击毙日军8名，矿工、农民纷纷参加，队伍增至800人。后因叛徒出卖，1939年5月，罗明星在伪都新京即长春就义。
在各地抗日队伍奋力杀敌的同时，中共长春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动各阶层人民抗日，刘作垣、傅根深等地下党员积极展开工作，至1932年底已在长春发展党员40余人，组织了3000多名榨油工人大罢工，被当局惊称为伪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罢工。
长春市民采取了各种方式反抗日本的侵略，1937年，工商业者张泽多决定，在“新京”市内开办一个中型酱油作坊。在当时开作坊都要冠以“新京”“国都”字样的名号，表示对伪满洲国的态度。但张泽多不理那一套，硬是把作坊起名为“长春酱园”，就是要以“酱”喻“犟”，表达内心深处对家乡故园的怀念和不甘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曾任中东路理事、吉林省高等顾问的王西秋，伪满成立后，有人请他出山为官，他严词拒绝：“我不能忘记自己已是亡国奴了，我的良心告诉我，誓死不能当汉奸！”为避免日本人的纠缠，他回了老家农安县小城子隐居。1940年以后，长春民众自发的反满抗日活动此起彼伏：1942年冬，长春市内出现大量宣传反满抗日的传单、漫画；1943年秋，关东军宽城子仓库被中国人烧毁，大火足足烧了一天两夜；1944年冬，两名日本警察在市内夜间巡逻时先后被凿死和勒死……
1935年，东北几名留学生在东京自发成立反帝同盟，后与另外两个秘密抗日组织合并为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他们利用合法职业做掩护搜集各种情报。令人惊叹的是，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之子张绍纪和侄子张绍维均为进步会员，张景惠官邸也成为了活动据点，有些重要文件就藏在这里，直到日本投降，这个组织始终未被察觉。东北青年救国会，在为中国共产党搜集情报的同时，还利用职务之便和社会关系保护党派往东北和长春的干部。毛泽东在陕北延安闻知时，高兴地称赞：“东北并非铁板一块，防线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
二、分析：在整合融会中尽显价值
（一）尽快结束“警示文化”的单腿孑立
“未来必须拥有过去。”西方这句名言不断给长春以紧迫的提醒。长春城市的过去多被告笼罩在“警示文化”之下，所以让城市尴尬。然而打破这种局面的时候应该尽快到来，其真正动力源应该是“抗争文化”。
长春城市的“抗争文化”既是应历史而产生了，也是有体系的，更是有持久性的，所以可以理直气壮地弘扬。长春的抗争文化正好是与警示文化相伴而生，抗衡依存；从科学角度上，长春的警示文化中也内在地包含了抗争文化，两者原本就是相辅相承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把抗争文化清晰出来，并自成对应警示文化的长春城市文化体系，如果总是以警示文化单腿孑立，既不是科学观更是大为偏颇和大失公允。
（二）长春抗争史有两部分
长春城市的抗争史，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极具殖民与半殖民特征的间接抗争，一部分则是真刀真枪的直面抗争。从这样意义上挖掘，才能客观地评价长春人在长春城市抗日斗争中的精神光芒。
在间接抗争阶段，以商埠地规划与实施为背景的中轴大街的发端、东站站区建设、道台衙门的矗立成为突出点，大街发端突出一个争守，表达争夺；东站建设突出一个抗字，表达抗衡；道台衙门突出一个镇字，表达镇守。综合起来：镇守边关，抵御蚕食。
在直面抗争阶段，以“九一八”日军大举侵占为背景，一方面是军队的抗击，一方面是或组织或自发的民间抗争和抵御，表达自立和不屈，信心和主权。综合起来：量力而行，坚守不歇。
（三）一年中出现三件大事
长春这座城市，在1909年里留下了长春历史上可圈可点的几件大事、长春抗争史上值得称道的几个标志：
一是第三次规划即改动后的规划中长春商埠地被确定，并坚定地紧抵北部日本满铁“附属地”南侧边界而实施。商埠地又与旧城区成为同心两兄弟，以其南部的老城区为忠厚依托，叠罗汉式地顶住了满铁的向南侵蚀，迫使日后日本人在伪满期间只得向西规划城市，不再推进包括向东的侵入。
二是在对日本“满铁”前沿修建具有威惧作用的道台衙门。道台衙门最北侧那四座洋房，一方面形成组群的气势，一方面以西式建筑风格代表崇尚进步，以文化角度抗衡北部，尤其是这最直接背敌的四座建筑用以衙门长官生活与起居，用以鼓舞和提示民众，外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予面对。更重要的打破“衙门口，朝南开”的窠臼，大胆更改为主门朝东开，表明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这座城市的大东家，脚下是自己的土地，自己才是根深的东道主，和东站一同构成兄弟般的统一的抵御外辱、坚信主权的思想呈现。
三是在距满铁头道沟车站3.5公里外的城东建造了东站站区。两个铁路站场设立之争，看上去是长吉铁路与南满铁路的两条铁路之争，实则表达着两种主权的争夺，特别是表达了长春人的不屈气节和对民族责任的捍卫。如果说日本满铁“附属地”的扩张是以头道沟站为后盾而向南推进扩展的话，那么长春商埠地此时则以东站站区为后盾依托而向北和西抗争和抵御。牢记东家、东道、旭日东升，坚定挺立、站定、东山再起。长春东站，既是长春向吉林铁路的发端站场，也是与当时头道沟站场的对垒、抗衡和拼争，成为长春民族独立和自主主权的代表性建筑和典范地标。
这样，两组建筑，一首一尾，一前锋一后盾，守卫一座城；一座城的两个门户，两个卫士，构成整个包括商埠地和老城区在内的一体化的既自主、自立又相应互动的城市体系，从产业与功能角度也基本构成了既可自理又可外御的城市体系。
（四）纠正两个误差和两个视角
长春城市历史一直被尴尬所笼罩，所以就困惑和困扰持续着，尤其从规划角度上，从规划意识上，形成习惯性的思维误差。
其误差在于，一是要承认在长春城市史中，殖民与半殖民历史占了一定部分；二是要条分缕析地看待日本人最初的规划。这里面还有两点，一方面是就日本人的规划的纯技术与纯专业角度看，是有些原初的科学部分，但也突显发展预测眼光短浅的问题，比如总体规划、地下规划等；另一方面是就侵略者的军事与政治角度看，整个城市规划从一开始就是个非平衡性规划，如东部城区因毫无基础设施而成为贫民窟集中区等，其实就专业而论，仅这一点就可以判明并非是很及格的规划。从与时俱进角度看问题，必须既要历史地看也要实效地看；从科学发展观视角看，更要强调事实上对城市的贡献成就和事实上对城市未来的积极影响。就此问题，要勇敢地澄清和申明，这样才有利于广大民众乃至全社会统一认识。
三、建议：在深研播扬中突显影响
（一）建议确立地位：确立“长春抗争文化”地位，打出“长春抗争文化”旗帜，让其从被埋没、在休眠中被正式唤醒，同时唤醒全体市民的清醒认知，增进长春民众的自豪和自信；一个城市像一个人一样，有底气、有骨气，就更受敬重、更有身价，所以在当下及未来，这对于官方或民间与日方的合作，只会有益处而无旁碍。
（二）建议写入正史：建议和利用各种平台，将“长春抗争文化”明确并自成体系地写入长春正史，使其一方面以独自体系的身份，广泛出现；另一方面与“长春警示文化”相伴、抗衡地组成城市文化身份，有效出现，以其达到平衡“警示文化”和“稀释”“警示文化”的文化作用。
（三）建议深入研究：立项“长春抗争文化”课题及相关的系列课题，成立科研组，并列其为省、市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专门深入研究；做深做大，形成系列专著，用两年时间，于2011年9月18日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前完成，作为这座城市对事变八十周年的特别纪念。
（四）建议鼓励文艺作品：设立专项奖励政策，鼓励以“长春抗争文化”为内容的文学、文艺作品创作。
（五）建议独立记述：在道台衙门博物馆中，将“长春抗争文化”内容设立独立部分做专门记述。
（六）建议梳理保护：对长春东站加以文化梳理与规整，融入“长春抗争文化”体系；对长春东站可以保护和来得及保护的遗存加以抢救，建立文化性、遗产性保护系统；设立长春东站以“长春抗争文化”为主导的集历史、功能等文化为一体的博览空间。
（七）建议设立板块：在长春伪皇宫博物院开辟独立板块，设立“长春抗争文化”博览厅；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宣传品中辟出鲜明版面让给“长春抗争文化”。
（八）建议设立纪念日：设立“9月19日”为“长春抗争文化”纪念日，让长春这座城市每年有一次名正言顺的主题性表达和播扬，以推进全社会、培养全体市民家喻户晓地崇尚抗争文化的氛围。
三、长春城市与柳绿文化的传承
（一）森林城，以绿色奉养永续
俯瞰绕城高速公路所包围的这座城市，整个轮廓线是一片巨大而生动的叶片，叶脉沿着这座城市特定的风向由西南向东北，构成常年舒张招展的叶片“长春叶”。花园城、森林城，是这座城市最初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园林绿地布局现状，长春不间断地进行城市绿化，改善和美化着城市环境。“一五”期间，斯大林大街、解放大路、红旗街等的树木得到丰富。1958年全市掀起了绿化城市高潮，在绿洞长街的绿化特色效果上，进一步体现长春多树的特色。街路广场的绿化重点开始转向区间道和街坊小道，并逐步探索采用大树补植和一年四季植树的新技术，加快了城市绿化速度，特别是1982年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后，街路绿化在品种、层次、色彩上都有了长足发展，建成区绿化面积达到4200公顷，绿化覆盖率提高到35.1%，充分展示了园林城市风貌，居全国大城市第三位，基本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园林绿化体系，以绿洞长街为代表，长春以园林式城市而著称，“森林城”美誉不胫而走。
“宽马路、四排数，园广场、小别墅”，代表了对长春城市风貌的称颂，也由来已久地诠释了长春的森林城特色；而“杏花雨、丁香雾，绿洞长街春常驻”，特别是“绿洞长街”，更能诠释长春大量常绿树的栽植形成四季常青的景观。六十年代，长春就利用低洼地带、沟渠水泊建成大片绿带，街心花园、绿化庭院，丁香街、丁香院，杏花村、林阴路，已经遍布城市西半部城区。在编制城市生态环境规划时，长春始终如一地坚持追求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整体和谐原则；追求城市生态环境与社会、与经济、与文化的统一优化原则；追求城市园林绿地等绿色开放空间与城市建筑等灰色实体空间的平衡，重视城市人工、资源与环境容量的生态平衡原则；追求城市中的物种、群落、生境和人们文化的多样性对城市结构、功能及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原则，从绿色植物的生理功能入手，培养保障并科学发挥其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长春城区有着以街路林木为骨架、以园林和庭院为景点、以草坪绿地为基础，廊、环错落一体，乔、灌、花、草协调配置，阔叶树、花灌树、绿篱簇多层次绿色结构，点线面立体结合的城市绿化体系。在植物群落上，城区由街路林、庭院林、草坪和园林绿地组成，主要树种为垂柳、青杨、糖槭、云杉、丁香、黑松等骨干的乡土树种。垂柳适于长春生长，树枝柔软、茂密垂落，恬静造景，悠闲意境，是街路巷边、楼前水岸的好树种。在动物群落上，城区有三个分区，居民点动物分区，主要动物为麻雀、家燕、金腰燕、喜鹊、家鼠等；农田菜地动物分区，主要动物为仓鼠、麻雀、喜鹊、乌鸦、白鹡鸽等；水库次生林动物分区，包括净月潭区域，主要动物为啄木鸟、松鸡、翠鸟、绿头鸡、狸猫等以及水域鱼类等。随着城市改造的推进，楼房小区增多，惯于低飞、长于平房屋檐筑巢的家燕和金腰燕在减少，但伴随新建的高层建筑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引来了擅长高飞、喜栖高大古老建筑的楼燕而来伴生，这种也称雨燕的客人早已筑巢长春，传宗接代，成为这座城市的好成员，构成城市多层次的生态景观。
长春强化城市普通绿化、强调植物造园、倡导立体绿化，使园林绿化成为美化城市环境、改善城市气候、平衡城市生态的必要措施，造福后代。一手加深对普通绿化的认识，一手提高对养护管理的改进，坚持三分栽七分管，让市区树木持续增加。在立体绿化方面，在增加城市田地的前提下，对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表面进行绿化，充分运用攀缘植物、草本植物、耐干旱植物，对主要干道拆墙透绿，对街头巷尾见空填绿，在阳台、屋面、墙壁、棚架上见缝插绿，通过庭院绿化的最生活化最日常化的渠道，全力提高了绿化覆盖率，鲜明了长春的绿化特色。在公园体系建设方面，一是建设多层次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诸如市级公园、区级公园、居住区公园、小区级公园以及邻里小片绿地式的公园；二是建筑各类不同性质的诸如综合性公园式的公园，并根据长春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植物材料，建筑风格，展示独有的公园体系和地方风貌。城市东南国家4A级风景区净月潭，除430余公顷水面外，还拥有100余平方公里的森林面积被称为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市区中心是面积为240公顷、拥有与北京颐和园水域面积相似的南湖公园，树木24万株；城市西北是在建的面积为近12平方公里、既具备生态保育功能，未来又将成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面积最大城市森林公园，北部天然氧吧。长春市区以此形成了以街路绿化为骨架，以庭园绿化为重点，以公园、广场、游园绿化为样板，以出口放射长廊为纽带，以环城路绿化为保护圈，以风景区森林为内蕴，配置科学、分布合理，多层次、多文化、多效益的生存环境独自气候圈，成为独具特色的“森林城”。“半城长街半城树”，这典型的七言句表达是我对长春的发现性和形象性的印象概括。
（二）长春叶，以生态呵护未来
鉴于生产绿地即苗圃基地建设，长春不仅满足本市需要还曾支持过北京、哈尔滨、新疆等许多城市，为此1983年被评为全国园林绿化先进集体；1986年底，建设部在长春市举行了全国庭院绿化工作会议，给予长春绿化的推动是春风吹又生。面对荣誉，再接再厉，1989年，长春市第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森林城”的决议，这便给后来的城市切实地带来了进一步的生态效益、游息效益、审美效益、生产效益、社会效益，还有形象效益、品牌效益。近年来，实施的绿地工程在增绿量、出精品上下了大功夫，扩展了绿化空间，基本实现了间隔五百米有一处绿地的目标，长春以整座城市呈现在“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壮美景观，而居于全国各城市前列；以绿化总量的高分值而名列全国省会城市前茅。长春实现全市绿化覆盖率41.6%，绿地率达36.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1.6平米，2007年11月30日，被授予中国绿化领域最高荣誉“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称号，这也是北方省会城市中惟一获誉城市。再加上蓝天工程、碧水工程、安静工程等实施，长春城市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级天数连续六年每年在345天以上，还被评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心城区被授予“联合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08年12月，历经18年的不懈努力，长春终于跻身“国家卫生城市”行列，成为东北地区第一个、全国第九个进入这个行列的省会城市。
新一轮《长春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创建“流绿都市”为目标，调整优化城市绿地系统，加强环城绿带、水系绿化、生态廊道、低密度空间建设，提高城市绿地的比例，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利用现有景观要素，保护、延续和发扬长春市传统景观特征，保持城市“疏朗、大气、通透、开放”整体空间意象。《长春市城市绿地系统专项规划》以森林围城、绿带绕城、林水穿城为目标，规划了引绿入城、保绿丰城、繁绿富城的整体空间布局战略。先是整体绿地系统规划的四步棋：第一步分别在城市东南方向的净月潭森林风景区，在西南方向、在西北方向共规划三个绿地氧源基地，为城市储备新鲜空气，称之为“三源”；第二步在保护风景名胜区的同时，恢复和发展净月旅游开发区、石头口门水源保护区、新立城水源保护区、双阳湖景区、卡伦湖景区的森林资源，以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优化水土生态功能，称之为“五区”；第三步沿河道水系、铁路、公路、高压线等插入市中心六块楔形绿地，形成郊区向市区输送新鲜空气的重要通道，保持市中心绿色空气质量，称之为“六绿”；第四步在长春十个主要公路，长哈、长农、长吉、长白、长营、长平、长深等出入口规划出十道防护林带，称之为“十带”。接着是中心城区绿地系统的布局模式的四方面：一是对谓之“一脉”的母亲河水系伊通河进行的结合河道整治的行动，建成以河道为骨干的，河两侧绿色走廊形成绿色生态屏障的，并使河两侧预留50—200米的绿地而形成高标准生态防护体系的伊通河水脉绿带；二是将谓之“一链”的穿城的多重水系组接成绿脉链条，使东新开河等四条水系与雁鸣湖等湿地构筑成环形绿带；三是对谓之“一对环”的环城高速公路外侧500米、内侧100米和三环路两侧各15米绿化带的构筑；四是对谓之“一串园”的重新规划的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居住区公园及街头游园等32个公园的建设。然后是城市外围强化防护林带的四个方向：在西南方向上，规划了汽车开发区东风大街防护林带，长沈公路102国道防护林带，硅谷大街、卫星路防护林带三条林带；在西北方向上，规划了客运专线防护林带，用以抵挡冬季西北风对市区的影响；在东北方向上，规划了长吉高速公路防护林带；在东南方向上，规划了长伊高速公路防护林带，构筑山区向城市输送新鲜空气的通道，形成长春市特有的山水园林框架。城区以平均每年新增绿地300公顷的速度持续，到2020年达到绿化覆盖率、森林覆盖率的两个50%……巨大的“长春叶”，长春，烨！
四、长春城市与柳绿文化的延展
（一）铸就城市品性和市民文化
在与清代柳条边墙相关的文献中，都以“插柳结绳”记载，就是说，种植的均为柳树。但据有关专家近年间实地踏查所记，新边上的实际树种与早期文献记载有所相异，就是说，也有其他树种交错。这源于经年风雨、经年变迁，自然变化以及人工补植变化所促成。东北地区的柳树种类甚多，且分布广泛，这成为当选柳条边墙主力材料的优越条件。采用柳的原因，除就地取材、因材而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易于成活，生命力顽强，东北俗语为皮拉、皮实。截取一段枝条插进土里就能生长，这种栽植方法是其他树种难以采用的。柳树成为柳条边墙主角，不仅是历史的约定，同时又是自然的选定和生命的注定。相似的是，这既很自然地培养了长春人坚信自己、完善内功的品格，同时又很形象地象征了长春人坚韧向前、誓达目的的精神。
新边在南端开原多为平柳，在四平以家榆、山青杨为多，在梨树、怀德、伊通以柳、家榆为主，在长春以柳较多、也有家榆，在九台多为家榆，在舒兰以柞为多。可以看出，柳条边墙之柳树形成的是泛称，但是这当中，以长春为首的地段确是用柳、生柳的名副其实之地，再加上是边外距柳条边墙最近的城堡、最早诞生的城堡、之后又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城市，长春与柳树的关系可谓独树一帜，绝无仅有。后来，柳树又光荣地成为长春城市街路主要绿化树种，唱了城市生态和绿化的主角。据长春五个城区道路绿化调查资料显示，在现今应用的120多种道路绿化树种中，按应用数量和出现频率排序，排在前十种的常绿针叶树和阔叶落叶树，其中就有两种柳树，即垂柳和金丝柳，两种杨新疆杨、银中杨，其余为糖槭、垂柳、丹东桧、油松、云杉、京桃。这十种领军树种的用量占道路树木总量的80%，出现频率占了已绿化道路的70%以上，柳树也一直悄悄地在这座城市承担着保护城市和美化城市的重担，成为城市文明卫士和绿化使者。由此，柳树边成为最贴近市民、亲近市民的生活伙伴，柳树象征了长春人心态平易、热爱生活，既扎实进取又富有浪漫的生活状态。柳绿文化，在这座城市已经成为普通而不可或缺的市民文化。
（二）成就城市诗意和文化底蕴
康熙、乾隆皇帝当年以柳树修补柳条老边墙、后又修建新边墙时，万万不会想到，之后，封禁之花渐谢，而二三百年后，在最靠近边墙的边外有了这座一直用柳、敬柳，甚至感恩奉柳的长春城市，由此，古句“有意栽花花不放，无意插柳柳成阴”，与长春相联实属罕见贴切，甚至恍如此句的起源。
更早些的时候，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当年写下《游山西村》名篇时，也万万想不到，在大中国最大的一片人工保护区，用了他诗中的绿柳修建成中国历史上最罕见的柳绿长城，并且在这道长城边上诞生了因柳而生的又一村，且这村一直延承柳绿精神而成为因柳而大、以柳为荣的大城市，与柳树一同成长为全国环保模范城市、联合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获得城市。这是无论从长度上还是从历史跨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柳暗花明”，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与长春城市历史渊源十分相融巧合，相关既十分久远又极为贴切，仿佛陆游专为长春所咏诗句。以形容柳绿成阴、繁花耀眼的美景，指代由困境转为充满希望的另一番情景，既契合了长春城市文化沿革和诗意城市的风采，又象征了长春人坚信开创的性格和友好相处的品质。
五、长春城市与市树柳树的注定
（一）柳为市树：既历史又现代
城市市树，是城市形象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城市的一张名片，也许已经是一张文化名片。城市市树的确定，既集中承载城市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文化底蕴，又表达城市自然与人的和谐风貌，还表述着城市优化生态环境、诗意而居的价值取向。中国城市命名市花者广泛，而命名市树的城市少得很多。全国范围内既有市花又有市树的城市，按省份排列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南、广东等，其中江苏有16个城市、其他省有几个城市既有市花又有市树。单从命名市树而论，东北地区，以辽宁省有市树的城市为最多，而省会城市长春尚未确定城市市树。
在命名城市市树的树种方面，可以多个城市选择同一树种命名，如国槐，当属作为市树的中国首选，受到最多城市的青睐，国槐成为北京、西安、辽阳、泰安等25个北方城市的市树；又名香樟的樟树，成为南昌、长沙、贵阳、黄山等21个南方城市的市树；银杏，成为成都、扬州等城市市树；雪松成为南京、青岛等城市市树。而柳树，成为山东省会济南、青海省会西宁、安徽芜湖、陕西咸阳、辽宁营口及河南漯河、江苏扬州等城市市树。就全国市树而言，有两个特殊，一方面省会城市命名市树并没有像市花那样普遍，另一方面有的城市则命名双市树，如北京的国槐和侧柏，深圳的荔枝和红树，三明的黄花槐和红花紫荆，十堰的樟树和广玉兰。而就柳树而言，既有省会命名的先例，如济南、西宁；也有双市树命名的先例，如河南漯河的市树为国槐和垂柳，江苏扬州的市树为银杏和柳树。应该说明的是，这两个特例中的柳树都为第二市树。已经成为市树，又成为第二市树，这正说明柳树既深受爱戴又适宜承担市树城市文化的重担。
（二）郑重建议：命名柳树为长春城市市树
在全国近10个以柳树为市树或第二市树的城市中，均不及长春与柳树的历史渊源更加深厚，不及长春与柳树关联如此独特，不及长春与柳绿文化的根基更加扎实。如此看来，柳树成为吉林省会长春的城市市树，是历史特定、自然选定和文化注定的，早晚归属的必然。但在城市文化形象资源价值增升的当今，在大力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打造东北亚现代文化名城的征途上，命名市树已是正逢其时，而且成为亟待解决的事情。柳树成为长春市树，必将成为城市柳绿文化的形象代表和城市生态文化的符号之一。
郑重建议，将柳树命名为长春城市市树；建议像1989年长春市人大做出“森林城”决议一样，在20年后的今天又一次做出决议，命名确定柳树为市树。这样，以地方法规的方式，串联起以柳为领衔的柳绿文化、森林城文化，形成城市爱绿色、爱生态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一脉相传。并建议命名市树后，在明年2010年长春建城210年之际，举行长春城市市树命名及纪念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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