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当代传播下的贵州文化》

　　各种公共性文化活动,诸如戏剧演出、书画展览、竞技赛事、专题讲座等等,是一座城市展现其文化风貌、生活质量、审美品位的重要载体。其中一些最有分量的活动,会令亲历者念念不忘,并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比如在贵阳观看尚小云的《梁红玉》、郭兰英的《白毛女》、袁世海的《华容道》、厉慧良的《艳阳楼》、《汉津口》、关肃霜的《扈家庄》、马思聪的小提琴演奏会、《吴昌硕精品选》、《吴印咸摄影展》、《吴冠中画展》、《马得画展》的盛况等等,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然而更多的本省市文化活动,当时的新鲜印象,随着时间的流去而淡忘殆尽。我作为亲历者是这样,想让以后的人知道城市曾经有过这些高品位的文化景观,更加不可能了。有时想起,颇有点“风流都被雨打风吹去”的遗憾。而城市的记忆,更是需要有形有质的载体的。

　　近日读到新出版的段丽娜《当代传播下的贵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禁一阵欣喜:它正好部分弥补了这份遗憾,为我们的城市留下了一段文化记忆。

　　其内容提要说:本书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贵州文化的生动记录。全书分为“黔苑墨风”、“多彩歌海”、“梨园春秋”、“影视贵州”、“高原景象”和“历史文化”六个部分,共两百余篇文章,内容涉及贵州美术、音乐、戏剧、摄影、电视剧、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群众文化诸多方面。本书不但从新闻的视角记录贵州文化,同时以文化的角度认识、反思贵州文化,其中关于民族民间文化的介绍、反思和保护的诸多文章,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据此可知这本书的信息量之大,几乎是那个文化活跃期的一份全景式扫描。书中不少文章是当时就从报纸上读过的。重新浏览,引出一些对新闻文体写作的想法。

　　常言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话是不错的,但要补一句,一行之中的“状元”和“童生”之间的水平,是可能有天壤之别的。例如木工,有能做雕花大床的,也有“钉子木匠”。记者这行也一样,写《中国西北角》的范长江、写《西行漫记》的斯诺是记者,只能报道大风吹倒行道树的也是记者。记者的水平高低,我觉得从采访过程中的提问最能见出。如果记者对被采访者的专业、经历和性格等方面,能够事先作些准备,具备基本的了解和知识,在采访过程中能够由浅入深,交流互动,被采访者就可能饶有谈兴,引出一些有趣的经历和精彩的见解。相反,如果记者对被采访者知之不多甚或一无所知,想当然地预拟几条大而无当的问题就去叩门,双方几乎找不到共同语言,更无论碰撞出机锋火花,是不可能写出一篇像样稿子的。而这种情况现在十分经常,不仅是问套话答套话,而且见报后那些话还往往走形变味,前言不搭后语。有的朋友最怕接受采访,实在必要的,就选择笔问笔答方式。

　　并且,记者的事前准备、预拟问题、交谈过程,都是建立在平时积累起来的文化素养的基础之上的,并非急时抱佛脚可以解决,更不是凭小聪明就能“搞定”的。不是很流行“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这句西谚吗,那么,寄语记者朋友们,当记者就要发愤做范长江式的学者记者,不甘于做个“钉子木匠”。虽不一定能至,不可不心向往之:目标定得越远,双脚就能走得越远。

　　读段丽娜的这些文章看出来,她的采访对象虽然专业各别,门类多样,她却能做到提问不外行、听得细致、抓得住要领,与被采访者处于能够交流对话的位置。这来自于她长期读书积累、思考践行和执著的敬业精神。例如《笔墨意趣的审美与艺术追求:品读黎培基花鸟画有感》一文中,有大段的艺术分析,显然主要得之于专业画家,不完全是她的创见；而这正好证明了她良好的记者素质:首先,有相当的文化蓄备,能理解这些专业见解和专业术语；其次,能耐心聆听和记录被采访者的谈话；其三,她能提炼出采访记录中的要点、特点,又有足以达意的文字功夫,写成有知识含量、有可读性的文章。说起来,这几条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记者必备条件,其实大大不然。而今更多的是这种情况:粗枝大叶地问过几条预构题目就兴尽而归；等到文章见报,往往词不达意、文理不通、荒腔走板。

　　段丽娜还注意在采访中追询细节,使新闻增加可读性。如《珍宝传奇》的故事之二,写省博所藏国家一级文物《大汉贵州军政府令》,记下了省博研究员谭用中先生在岑巩发现这件文物的小故事,读起来生动有趣。又如《邮人报人两相乐》,记老报人刘庆田先生不仅集邮而且研邮,以他从瑞典的造纸工业邮票上的中文字迹,费时两周查找出它的出处为例,我读了对这种精神感佩之至。但故事之一的《万历“黔府”青花大瓷罐》,却读得我气闷之至。因为要证明这件东西与贵州有关,最过硬的证据当然是罐底的铭文,然而文章虽也说“底部有铭文”,却始终不照录铭文。不知是疏忽呢,还是这段铭文并不足以证明它确与贵州有关。此“关键词”的阙如,使这篇文章的说服力也阙如了。

　　书中“梨园春秋”一辑,读来最令人感喟。舞台艺术曾经是一座城市文化品位的主要标志。文革前,北京文化的首席代表,就是焦菊隐任总导演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拥有马、谭、裘、张四大头牌的北京京剧团。正如莫斯科之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和乌兰诺娃的芭蕾舞团,维也纳之有金色大厅。小小贵阳城,原来竟有京、黔、花、川、评、越、豫、曲、杂、歌、木十一个剧种并立,虽水平不是多么高,却鲜明体现了一个移民城市的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色。曾几何时,经过几次关、停、并、转,已经消失大半,只剩下京、黔、花等几家在艰苦挣扎。段丽娜喜爱戏剧,上小学就爱钻后台看艺人扮戏,还登台表演过《红灯记》的李奶奶,报道起这方面的动态来很是动情。这一时期贵州省和各州市的戏剧活动,她几乎没有忽略一次。对取得过各种反响和荣誉的作品,更是极力为之揄扬鼓吹,如京剧《范仲淹》、《水西遗恨》、《巾帼红玉》、《吏治惊天》,花灯剧《月照枫林渡》、黔剧《秦娘美的后代们》、杜鹃曲艺节,等等。然而业界的反响替代不了市场的反应。这些剧目因不能在经常的商业性演出中锤炼成熟、成为保留剧目,就很快变成了少数人的模糊记忆。无可奈何花落去!倒是过去根本没人认为是艺术的安顺地戏(旧时安顺人叫它“跳神”),反而因民俗学和旅游业的兴起,而成为一种不乏观众的广场演出艺术。还到巴黎火了一把,喜得段丽娜浓墨渲染一番。贵阳木偶剧团瞄准少年儿童这块源源不断的市场,也获得了发展的机遇。我是相信事在人为的。但必须找对了土壤,才能有扎根、立足、开花、结果的可能。

　　总之,这本为贵州留下文化记忆的书,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