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描

　　1907年3月，一位西方探险家走进敦煌莫高窟，数个月之后离去。此人叫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是后来加入英国籍的匈牙利人。

　　1907年5月，一位西方记者走进古都长安，数个月之后离去，此人叫傅里茨·何尔谟，后来一直为英美服务的丹麦人。

　　斯坦因和何尔谟前后脚进入中国大西北，目的相同，是来盗宝。前者垂涎的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精美写经，后者觊觎的是古都金圣寺的世界名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不同的是，斯坦因得手了，他的由骆驼和马车组成的庞大运输队伍，在血色夕阳的辉映下，浩浩荡荡地离去，把深深的车辙和坑坑洼洼驼蹄的印痕留在漫漫黄沙上。何尔谟则意外失手，他没有斯坦因那么幸运，与他打交道的不是莫高窟那个叫做王圆篆的道士，而是古都长安忠于职守的寺庙住持，是一群文物保护意识极强的普通民众，他运走的只是一块仿制《景教碑》的石头，而景教碑则被安置进碑林，成为一件重要的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发生在敦煌的故事，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发生在古都长安《景教碑》的历险故事，人们则所知不多，屈辱和痛苦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的集体记忆。其实，即使是黑夜，在历史的天幕上，还有星星，还有月亮，还有许多闪光发亮的东西。映衬着我们对屈辱的深刻记忆，这些闪光发亮的东西，是我们保持尊严和感到骄傲的强大理由，否则，我们便很难修复被屈辱所鞭笞而留在身心的累累伤痕，早已迷失，早已沉沦。

　　现在，有关这黑暗天幕中星星和月亮的闪光，有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故事，终于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这就是樟叶的《石语》。

　　《石语》以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企图窃取中国珍贵文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历史事件为基本素材，再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中国往事。这是迄今为止文学作品尚未书写过的一段往事，我认为，《石语》有诸多足以引人入胜的看点

　　首先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自身的文化价值及其大起大落坎坷曲折的命运身世。景教是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起源于今日叙利亚，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明天启五年（1625），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镌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以1780个汉字撰写，另附数十字叙利亚文，随即引起轰动，当时西方各国不少传教士得知后，竞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这通记载早期基督教在中国流传的唐碑，不光具有极大的文物价值，而且经历数度王朝更迭，无数战乱兵燹，最终得以保存下来，又有很强的传奇性。其次是盗宝与护宝的冲突。这对矛盾构成本身即具有极大的悬念色彩，何况这种冲突在洋人与中国人之间展开，中间又插进京城来的文物窃贼，一盗一护，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故事？能不揪心？三是人物关系和事态情势的复杂纠结。洋人、京贼、当地文物贩子，地方权贵势力，或隐秘潜入，或招摇而至，或暗中勾结，或公然相助，欲火围绕《景教碑》熊熊燃烧起来；而站在他们对面的是古城西安五行八作的平民百姓商贾店家、铺主苦力、农夫石匠、脚夫走卒、士子僧人，等等。前者各有各的盘算，各有各的招数，各有各的路子；后者则有他们独特的命运经历、情爱纠葛、价值选择、行为准则。所有这一切，都被一通石碑所激荡，使作品具备了集中强烈展示特定历史表情和深入细致探掘人性本源的空间及其可能性。四是与碑石相关的文物知识所特有的文化意蕴。碑石是历史的重要物证，是获取信息、解读历史的重要物质对象。中国石刻艺术不光是一门古老的技艺，而且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有着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特性。《石语》中由《景教碑》引出的关于碑石文化的抒写，让我们看到了古老民族文化的记忆和象征，显示了作者丰富的学养和知识。还有其他一些看点，如氤氲于整部作品中的时代气息、生活氛围、乱世之中的世相百态、五行八作的生存运作样态，等等。《石语》尽管并未就笔墨触及到的那个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描写，但就业已表现的景观而言，确是别样而且富有质感。一些情节的设置，一些细节的抓取，一些人物的刻画，均有独到之处，如“铁葫芦”的设置，实乃神来之笔，好多戏都缘生于这初看并不起眼的铁疙瘩。

　　上述这些看点，已经具备相当强的阅读魅力，但我以为《石语》最大的看点，最为成功之处，是写出了一个城市普通民众的群体文化人格。小说以《景教碑》为载体，以盗宝与护宝的三方交锋、斗智斗勇为切入点，写出了事件背后所蕴藏的巨大文化能量和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巨大内在动因，这其中蕴含了千年积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和表现于个体身上的精神折光，这些普通民众面对义与利、善与恶、情与理、是与非所做出的道德选择与价值取向，是一个城市的脾气秉性，是一种强大文化基因的显性表现。也都彰显了一种根脉深潜的文化的厚重力量，都是在一方特定文化土壤里生长并开放的人格之花。难怪连贺里默在盗碑失败之后也不得不感叹：这个曾经创造出灿烂文明的民族，是伟大、坚忍不屈的，是不可轻侮亵渎的，它应受到世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