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中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策展人之一，批评家。

王林，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当代著名美术评论家、理论家，极为活跃的当代艺术策展人。

陈默，批评家、策展人，《大艺术》执行主编。

贾方舟，中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和策展人。

徐虹，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学术一部副主任。

卢新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林学明，集美组机构创意总监，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主题空间设计工作室导师。

黄丽诗，广州红专厂（艺术区）厂长。

    于振立是个话题。

    18年前，于振立的抽象主义艺术尝试，在中国当代艺术萌醒的发展之初就留下了闪动的身影。多年后，当触及大连在中国当代艺术史的章节位置时，必须回望从于振立开始说起。

    18年后，于振立引发着一系列的话题。6月25日下午，通往“大和尚山响水观沟35号”的乡村小路上，挤满了在艺术领域拥有着绝对话语权的顶级批评家、专家学者以及策展人，他们既是参加由大连澄见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主办的“2011大连（金石滩）艺术论坛”，也是为于振立而来。

    半山腰“城堡”样儿的屋舍是于振立的工作室，吸引人的不是它艺术化的式样，而是一股子于振立式的孤傲。

    完全是山野村夫模样的于振立，兴奋地领着老友们看他用各种废弃物再创造的日常用品，与老友们一起杏树下暮色中，把盏闲闲忆当年。这种情形下的再次交集，让人生出无限感喟——谁更接近于生命的本质，怎样走更接近于艺术的真谛。

    且把这份感慨留给哲学家吧。让我们的目光盯着25日上午，专家学者们对大连文化生态的把脉，这些才是于振立式的个体样本中，能透视和引申出的更为积极和有意义的命题。

    反思于振立的例子 找到新的价值体系

    来之前,我非常仔细地在资料上看了下民国时期到1959年的北京城，那时北京城还比较完整，但是现在彻底没有了原来的样子。我觉得其根本原因是文化价值体系的破碎，我们找不到新的价值体系。

    今天该怎么规划我们的城市？于振立离开城市，寻找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种象征。中国城市不应该走和纽约完全一样的道路，我们可以通过于振立的例子反省城市存在的问题。

    一个城市的文脉非常重要，大连的一些旧工厂我觉得没有必要拆，可以做一个文化区域，为什么不可以呢？包括像于振立这样的一个居住方式，也可以继续扩展。

    大连可以借鉴威尼斯双年展

    1996年，我们去上海美术馆鼓动他们做上海双年展。到了2000年，上海双年展开始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展览，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上海文化艺术的国际化状态，并正在发展成为体现中国国际性的重要展览平台。

    前不久，我在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做了一个平行展览。威尼斯双年展已经有100多年历史，最初它也不是很理想，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世界上三大重要的艺术展示之一。

    威尼斯跟大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觉得大连也可以来策划自己的双年展、三年展或者是文献展等。一个城市如果有这样一个比较大型的、持续性的展览，会非常大地推动城市文化发展。

    文化是自然培养和积淀的过程

    我很讨厌打造这个词，历史生态也好，有魅力的城市也好，它应该是中国的培养、中国的积淀，在不知不觉中生长而成。

    发展艺术我们不要只靠政府，资本界的朋友们能不能把投资从房地产、股票、期货中，转移部分到有价值的艺术投资中。大连的王健林对不少重要艺术家的投资已经跟进了一二十年，他这种对艺术投入的状态已经让我们关注研究。

    另外，我希望大连的艺术家向四川的艺术家学习，弘扬山东精神、梁山精神、侠士精神，一起向前冲。我也期待成都和大连的艺术家团队做一做展览互访，促进两地交流。

    一个好的美术馆 可以让城市扬名

    有这样一个说法：通县是北京的，宋庄是中国的，小铺村是国际的。当代艺术家群体的活跃发展是可以让像小铺村这样的聚集点的影响辐射到国际的，这就是当代艺术和一个城市的关系。

    城市的另一个特别突出表现就是美术馆，比如说最成功的西班牙的毕尔巴鄂，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却一年可以接待150万名游客，有人评论说是它巅峰的美术馆建筑打败了所有的艺术作品。

    大连如果建美术馆，第一，要建成非常国际化的艺术作品，不应该以地域的眼光去考虑。第二，一定要关注当代艺术，因为它是文化中最活跃的因素，它所具有的新观念和挑战性具有新闻上的效应，会对推动城市发展起到非常良好的作用。

    民众参与才会真正带给城市文化的氛围

    美术馆实际上是城市文化艺术发展过程中间的一个链条。不同城市、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文化指向的城市美术馆，都具有它不同的基础、不同的藏品来源和不同的历史脉搏。

    在中国的城市中，如果大连要在文化上占一席之地，要求其收藏家要有历史和文化眼光，要有想象力。为什么要有想象力呢？我们举个绰号“巧克力商人”的艺术品收藏家的例子，当时他的收藏被称为垃圾，但是到了人们发现必须要使我们的民族特性和生活发展相联系的时候，他收藏的巨大价值就体现出来了。这个收藏家还是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文化学家、艺术史家。所以说作为收藏家，特别是大连的收藏家，要求很高的，因为他要承担起连接经济、连接民众、连接官方、连接意识和文化的责任。

    其次，政府和公共事业的热心者一定要想办法和广大民众在一起，要从民间发觉可能的艺术因子，比如像西方有些城市的各种艺术节，并不是从上面打造和强压下去的，是从本土发生，然后培育、支持其发展的。民众的参与才会真正给这座城市带来文化气氛。有了这种文化气氛，收藏家也多了，全世界的人都来了，所以大连的文化、城市形象以及美术馆的建造，是一种立体的思维、立体的发展。

    城市建设的文化视平线要高

    我们都说美术馆的时代到来了，但是离真正的艺术博物馆的距离还有很长一段路。

    一个城市的改造、建设、发展，往往不是一个文化学者能够左右的，但如果我们文化的力量，文化的修养或者团队文化的力量有着很高的视线，这个城市的发展就是有希望的。

    城市艺术博物馆的建立、创立和定位，肯定和城市的文化视线处在一个视平线上，你的视平线定得越高，艺术馆的品质、影响力，在对世界文化交流上的地位都可以通过它体现出来。

    对大连的艺术场馆，我的看法是要有自己的定位、视野、地域的文化的特征，当然要有世界性的语言，也要有自己文化的风格和文化的特性，这是不可复制的。

    回归自然是最前卫的思想

    把于振立的艺术和城市发展放在一起做议题是很有意义的。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面，包括他现在对房子的建造和居所氛围的营造。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人对我们说北京先进、现代，因为那时候北京都骑自行车。各国现在都提倡回归自然，日本的年轻人认为坐车是落后的，开车是腐朽的。

    现在很多人都以为纽约、东京、香港、上海才是现代化的城市，但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那种类型算不算现代化？硅谷不现代化吗？我觉得于振立提示了一种新的生产力、一种新的城市建设的思考。大连一定不要走纽约、香港、东京、上海、广州的路子，要利用好本土的自然条件。回归自然是一种最前卫的思想。

    让文化参与驱动城市发展

    我也感觉到大连跟广州这两个城市的一些核心内容有相似的地方，例如都是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一个城市。

    我们的红专厂前身是广东罐头厂，曾是全国最大的生产线。它的建筑是上世纪50年代的，我们进去以后发现已经被政府拆除了1/2的面积，但是像广州很多被拆的地方一样，它是一个活的历史。于是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怎么样说服政府让我们继续留在那里，保护这些老建筑。

    我们是野生的、也是很民间的机构，怎么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民族和政府参与到历史文化中，是我们跟政府之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想出的一个办法是，利用跟一些国外的文化团体合作，举办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吸引政府对我们的认同。北京798走到现在用了10年的时间，我们只用了2年的时间。我们现在也确实感觉到通过努力能量在聚集，在参与驱动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