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四四条85号院门

20世纪30年代的东四牌楼

叶圣陶故居的垂花门

东四六条的崇礼宅

　　老屋、古槐、京城胡同独有的安谧祥和———

　　北京胡同的名字，各有特色。说大，可以一省一市为名，如山西、苏州；说小，细微至普通生活用品，从油盐酱醋衣食住行生活用品，到地形景物府邸建筑人物官衔，无所不有。那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胡同记录了时代的变迁，犹如一部包罗万象的立体百科全书，读来情趣盎然。

　　除了“胡同”，还有“街”、“巷”、“道”、“路”、“里”等。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居然叫“条”。这些“条”，其实原先不少也叫“胡同”，只是后来的人们为了图省事，索性去了“胡同”二字，“一、二、三、四……”地排了下去。

　　在这些以“条”命名的胡同中，数量最大的是东四路口东北方向的那些“条”，它们居然从“头条”一直排到了“十四条”，应算是“条”中的“大家族”了。

　　■元大都以街巷为经纬，将京城划分为50个均等的“坊”，每个坊相当于如今的社区

　　北京人说话除了儿话音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缩略”，像这“东四”，就是“东四牌楼”的“缩略”。

　　元大都以街巷为经纬，将京城划分为50个大小均等的“坊”，每个坊相当于如今的社区，包容了若干胡同。到了明朝，京城中心南移，但城中的街巷，仍然沿袭了元朝的格局。牌楼是北京旧城街巷路口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也叫牌坊，简称为坊，本来是当作街门用的，后来变成了装饰性的建筑。所谓“东四牌楼”，意思是“东面的四座牌楼”，与“西四牌楼”———“西面的四座牌楼”遥相对应。当年，东四路口真的有面向四方的四座高大牌楼，有说建于明正统年间，还有说建于永乐年间，牌坊上各有坊额，东面是“履仁”、西面是“行义”，南北皆为“大市街”。

　　■现今东四北的几条胡同，是元朝胡同的规模。清代乾隆年间，此地属正白旗领地

　　翁立先生是研究胡同的专家，在他的《北京的胡同》一书中提到：“经实地勘查，现今东四北的几条胡同，正是元朝胡同的规模。”也就是说，东四路口东北方向这一片以“条”命名的胡同，还保留着它们初始的模样。

　　在侯仁之先生担任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元朝时期这一带属寅宾坊和居仁坊，具体的胡同名称未曾标注；至明朝万历年间，这里属思诚坊和南居贤坊，已经出现了“东四头条胡同”至“东四四条胡同”，有资料说，这四条胡同的名称，在明朝嘉靖年间便已出现；清乾隆年间，此地属正白旗，自头条向北一直扩充到十一条。20世纪初的宣统年间，原先的罐儿胡同成了十二条。到了20世纪60年代，北面的汪家胡同、船板胡同也被“收编”，成为东四十三条和十四条。

　　在这十四条胡同里，变化最大的应当是东四十条。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这条原本十分普通的小胡同，越拓越宽，如今已经成为平安大道的组成部分，从而把东四的“条”分割为南北两片。我们不妨借此机会把视线集中在东四十条南面的那九条胡同，可以看得更仔细些。

　　■明朝时，东四头条是一个拐弯的胡同

　　这九条胡同里的“老大”，自然是东四头条。它不仅是这些胡同中最短的一条，同时还是一个死胡同。

　　看看早先的地图，明朝时，东四头条是一个拐弯的胡同。那时它比二条还长出一段，由西向东，在延福宫东侧转向南行。至于它为何半截拐弯，则不知究竟──胡同东面是一片空白区域，使头条无法向东延伸。

　　这一片“空白区域”，在清朝雍正年间是第二代怡亲王弘晓的府邸，历经数代，至同治年间成为孚郡王的府邸──孚王府。这位孚郡王是道光皇帝的第九个儿子，所以孚王府也叫“九爷府”。九爷一生碌碌无为，这府邸却规模宏大。据说它的总体布局完全符合《大清会典》中对王府形制的具体规定，是清代王府的典型建筑。

　　20世纪60年代，在孚王府的西面新建了外交部大楼，东四头条不仅被截去了一大段，还从此变成了死胡同。

　　由于孚王府的存在，二条同样是个半截胡同，不得不中途掉头向北，插入三条中段去了。

　　从三条至九条，都是东西贯穿的完整胡同了。但其间地形仍有变化。像五条就中间拐了几道弯，还带出铁营南巷等胡同。

　　实地走走便可发现，除了铁营南巷，在头条至九条之间，还有不少小胡同忽隐忽现，使东西走向的主干胡同得以横向贯通，形成有机的联系。这些小胡同的名字既表现出某些地形特点，也留有不少历史演变的痕迹。如月牙胡同，确是那样小巧的一弯；板桥胡同、石桥胡同、流水巷，说明这里曾有沟渠，但实际情况不似胡同名称这般富有诗意──早先没有地下管道，雨水、污水只能由明沟排泄，由此而相应产生了这么多与水有关的胡同名字。如今市政设施大为改善，明沟早已消失不见了。

　　■各有特色的豪宅名府

　　东四地区历史悠久，旧时这一带豪宅名府甚多。由四条东口进去不远，路北有所宅院，台阶很高，显得特殊。这宅子与1号、3号原本属于一家，主人为清朝同治年间当过礼部侍郎的绵宜。这位绵宜，是道光皇帝的本家，属皇室宗亲，因此他的住宅，被百姓称为“皇帝的叔叔家”。别看这宅子的院门不算大，里面却有三层院落，格局十分规整，据说正房内部的装修，全是清朝时期的旧物，实属难得。

　　与绵宜宅相比，六条的崇礼宅更具盛名，是唯一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私人住宅。崇礼是晚清大臣，光绪年间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其实他本人是个碌碌无为的庸才，之所以官运亨通，全在于女儿嫁了个富贵女婿，即光绪皇帝的弟弟。崇礼陡然成了皇亲，身价大增，这宅子盖得自然非同一般。

　　如今六条的63号和65号均属崇礼宅，全院面积阔达一万平方米。东西都是一个四进的大四合院，后门直通东四七条；中部为花园，有假山、亭阁、月牙河等。20世纪30年代，宋哲元部下的刘汝明购得这处宅院，在重新修葺的时候，意外掘出大批金银珠宝，其价值远远超出购房的支出。有了这笔飞来横财，修宅的华丽程度更不寻常。所以，据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占领北平以后，冈村宁次便把这里占为自己的住宅。

　　距崇礼住宅东面不远，如今是128中学，曾有过一座名府，即北洋军阀徐世昌的住宅。徐世昌在清末曾任邮传部尚书直至内阁协理大臣，于1909年住进此宅。这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原先大门在流水巷，据说护卫森严，要通过空中的过街楼，才能进入院内。1922年，徐世昌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4年后下野寓居天津。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多次上门，威胁利诱，想让徐世昌出任伪职，均被拒绝。后来，他索性闭门谢客，直至1939年病逝。徐世昌在东四六条居住的那十几年，正是中国经历重大变革和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他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也可算是很值得探究的著名人物了。

　　■老胡同里的名人踪迹

　　说到名人，先说说曾在六条55号住过的沙千里。

　　沙千里幼时家境贫寒，小学还未毕业，就去一家棉布批发字号当学徒。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考入上海法政大学，后转到上海法科大学，于1929年在该校法律系毕业。很快便成为一个颇有声誉的律师。

　　1936年11月，由于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救国会领导人沈均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7人，被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当时，他们被国人尊称为“七君子”。“七君子”被捕后，全国各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宋庆龄甚至以“国母”身份要求与“七君子”一同坐牢。数日后，发生“七七事变”，抗日的呼声响遍全中国，1937年7月31日，法庭只得匆匆“判决”，将“七君子”具保释放。

　　抗日战争中，沙千里积极从事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工作，他的政治身份，一直到42年后的1980年才予以公开。新中国成立后，沙千里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1982年因病逝世。

　　沙千里故居是一所有三进院子的建筑。民国时期，这所宅院曾经是一位税务局长的住所，因此在大门外添加了一道推拉铁栅门，以加强安全保障。现在院子的外观，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甚至门口依然保留着一道铁栅，只是不知是否还是原来的那道门了。

　　■在东四地区居住时间最长的名人，大约要算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

　　用叶圣陶自己的话说，他一辈子只从事过三种职业：一是教员，一是编辑，还有一个是“写写文章的人”。然而，将这三种“职业”集于一身并又均能有所建树的人，却并不多见。

　　说起当教员，叶圣陶曾教过小学、中学、大学，还教过“幼稚班”，也许正因为有这种阅历，他才能写出那么多可爱的童话。而他当编辑的时间，比当教员要长得多。从1923年进商务印书馆、后来编《小说月报》、再入开明书店，直到解放后任出版社社长，可以说是编了一辈子书。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叶圣陶就住进东四八条71号院。该院共三进院落，院内遍植花草，尤其是那几株海棠树，春季繁花似锦。1987年，87岁的冰心前来探望93高龄的叶圣陶，在海棠花下，冰心靠近他的耳朵，叮嘱他要多保重身体，有人及时用照相机拍下了这难得的动人场面。第二年，叶圣陶逝世。

　　■东四八条111号：朱启钤的故宅，章含之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老胡同最诱人的地方，是它所隐含着的无数老故事。东四八条111号，是藏在胡同深处的一所老宅院，只有拐进一个小夹道，才能看到它那简陋的大门。自门内的影壁前东转，则是一座精美的院门，那里曾是朱启钤的居所。

　　朱启钤在民国初期的北洋政府中当过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还当过一任代理国务总理。他曾主持正阳门及北京城区改造、修缮开放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筹建故宫博物院、开发北戴河海滨等，后退出政界，开始从事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并成立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最早研究建筑的学术团体，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经在该社担任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前夕，寓居上海的朱启钤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回到北京，住在东四八条的住宅中。

　　不久后，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家眷自上海迁往北京，暂时没有住处，便借居在老友朱启钤家里。1959年周恩来总理前往探望章士钊时，发现他们住得比较拥挤，连厨房都是与朱家合用一个，小女儿章含之甚至住在过道里。周总理感慨地说：“解放10年了你还住在朋友家里，怎么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你找幢房子？！我太疏忽了，没有想到，对不起朋友啊！”不久，章士钊被安排迁至史家胡同51号院居住。这是一段感人的佳话。

　　东四牌楼早在1954年已被拆除。这些年，北京的胡同消失得太多了，十分令人惋惜。像东四这些“条”，还完整地保留着旧时的风貌，真是极为难得。

　　如今，风行一时的“京城胡同游”，仅局限于什刹海一带，其实，东四地区的“条”更有古城风采。老胡同堪称浓缩的古建博物馆，像典型的王府大门、广亮大门、金柱大门、如意门等等，在这里应有尽有；还有各式影壁、精美的砖雕、奇巧的门礅、古朴的门联……，实在是美不胜收。此外，那些建于民国初年，直至20世纪后期的建筑，虽说与老胡同的风格不甚协调，但毕竟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产物，也应属于历史长链中的一环。这些老屋旧墙、古槐浓荫以及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共同营造了一种京城胡同独有的安谧祥和的氛围，让人不能不由衷地感叹：这里才是真正的老北京！

　　“条”北京胡同名称中的特殊一类

　　“胡同”是北京城市建筑格局的一大特色。到北京而没逛过胡同，应算是很大的遗憾。

　　北京有句老话：“有名的胡同三百六，无名的胡同似牛毛。”七百多年前，元大都建成，据说那时已经有四百多条街巷胡同。经过明清两朝，发展到两千多条；到20世纪80年代，经专家细细统计，已经超过了六千条。

　　当年元大都的规划，有十分严谨的思路，城内街巷纵横交织有如棋盘，大街小巷的规格也有统一的标准，那就是：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胡同宽6步。当时的1步合5尺，相当现在的1.5米多一点。由此可知，大街宽约37米、小街宽约近19米、胡同应为9米多一点。

　　当然，这么多的街巷，名字未必都叫“胡同”。除了“胡同”，还有“街”、“巷”、“道”、“路”、“里”等等。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居然叫“条”。比如南城东面，有草场头条至十条；南城西面，有棉花头条至九条；颇具名气的，有大栅栏商业区的廊坊头条、二条……这些“条”，其实原先不少也叫“胡同”，只是后来的人们为了图省事，索性去了“胡同”二字，“一、二、三、四……”地排了下去。如此变革，看上去似乎挺规矩了，却丧失了原有的特点及个性，显得索然无趣了许多。

　　数百年的变迁，北京的街巷格局多有改观，如果仅以名称来判断其大小宽窄，往往会犯错误的。比如长安街既宽又大，堪称“神州第一街”，早已远远超出普通“街”的概念。

　　本期悠客出场：作家陈光中#$#$1949年生于大连，1966年随父母迁京，后到陕北插队。当过养路工，上过大学，作过蒸汽机车技术员、计算机维修工程师。写过一本《计算机维护七日通》，似乎注定是块搞技术的料，却在不惑之年改行当了文字编辑。喜文字，好摄影，偶习绘画。写过《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1~8册，还有刚出版的长篇传记《侯仁之》。现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博物馆学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漂泊十数年，最终回到北京。虽然此前只在这座城市呆过短短三年，却已认同为故乡。记得刚回来的那些天，常在傍晚下班后伫立街头，看着那马路上闪烁着各色灯光似航船般往来穿梭的车辆，眼中总有热泪涌出。那种回家的感觉，无法言传。闲暇时，最大的爱好就是骑上一辆破车，走街串巷钻胡同，想把这京城看个遍。最伤心的是这些年拆得太狠，老城风韵多有不存。于是赶紧写：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写下来，以示今人、以留后人。名人故居是我最先找到的写作切入点。本版诚征京城“悠客”这是一个匆忙的时代，每个人都在主动或被动地与时间赛跑，而我们想要找的“悠客”是能以“悠闲”的心情，没事爱在城市里“转悠”的人，东瞧瞧西问问，帮我们匆忙的读者在这个城市里发现与地理有关的故事，别“白瞎”了您那些传奇的老故事，本版诚恳地邀请您出场，为读者讲一段最精彩的，有叫好声等着您呐！也欢迎读者提供各种与北京地理有关的人和事及线索。联系方法：E-mail:xieyc@ynet.com。中国规划网北京12月6日电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