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名字不仅仅在于它的文化内涵，而是这么多年来大家已经认同了这块土地的名称，这个符号就是代表这块土地，城市的历史符号怎能说改就改？

　　为什么一些城市热衷于改名?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这都是当政者所要做的事情。我只能从这种现象上来说它好还是不好，妥还是不妥。

    名字是城市的一个符号标志

　　比如以前河南新郑市要改名为“轩辕市”，我觉得这很不妥，并不是轩辕黄帝不好，而是改名之后，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了。也许当地领导是为了投资起见，可是“新郑”这个名字已经用了这么久，承载了这么多的历史内涵，凡是知道这个城市的人都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如果突如其来地改成了“轩辕市”的话，谁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呢?如果这样盲目地改名，不但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阻碍了招商引资的步伐。而且不但投资者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就连一般的旅游者也会对这个“新地方”一头雾水了。所以说城市改名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好处。

　　有人说只要是为发展旅游而改名的城市，都是成功的。我不赞同这个观点，比如说我曾经去黄山旅游，黄山市这个名字让我觉得别扭得不得了。我更认同“徽州”这个名字。历史上这个地方一直以“徽州”命名，而说起黄山市来就让我一头雾水。“徽州”在历史上非常有名，这种名气并不亚于黄山，根本无需为了发展旅游业而大费周章地改名字。我不觉得这种改名是成功的。

　　也有人说了，鄂尔多斯市改名就改得很好，那是因为鄂尔多斯市之前的名字“东胜”以前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知道，改成鄂尔多斯市之后，因为盛产羊毛衫的缘故逐渐被多数人所知晓。这是个别现象。城市改名改得好坏，要看原来的名字在全国甚至世界上知名度的问题。

　　呼伦贝尔盟以呼伦、贝尔两湖名称合并命名。2001年10月10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呼伦贝尔盟设立地级呼伦贝尔市，撤销海拉尔市设立海拉尔区。某某盟是在原有的行政建制背景之下的一种虚体行政机构，是按照当时盟旗编制而叫做“盟”的，是高于旗的一种蒙古人的编制。在1949年之后，在省与县之上设立了一个派出机构，是一个虚体结构，称之为“盟”。现在呼伦贝尔这个地方已经由虚体变成了实体，变成了地级市。如果地级市还叫做“某某盟”的话，就无法与以前的行政建制相区别。

　　最近石家庄也闹起了改名风波，有人说一个城市以“庄”命名，显得有点土气，那么中关村土不土呢?这里有著名的北大清华，有人才济济的中科院，难道因为一个“村”、“庄”字眼儿，就认为这里很土气吗?我觉得一个城市土不土，关键要看其城市的内涵，这并不是一个名字所能决定的。

　　城市的历史是一个符号，举个例子来说，我叫韩茂莉，但是我突然觉得我这个名字一点都不好听，我想改成其他的名字，可是改名之后，就没有人知道了。名字是城市的一个符号标志，你说你为了发展某种产业，或者提高城市知名度，就吵吵着非要改名不可，但是这个符号标志一旦没有了历史继承性之后，人家就不会知道新出现的这个名称是什么，又代表着什么，是哪里的一个地方符号。我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我的符号，我在这个岁数改名之后，就没人知道这个新名字代表谁了。同样，一个城市的名字也是这样的，不仅仅在于它的文化内涵，而是这么多年来大家已经认同了这块土地的名称，这个符号就是代表这块土地。

　　河南新郑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历史的地方，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郑国发展起来的，延续了几千年，轩辕皇帝反而是一个传说。放弃一个使用了很久的名称，用一个传说中的轩辕氏，别说海外，即使是国内的投资商也不会知道这样一个名字。

　　以前陕西扶风县想改成法门寺县，其实扶风县名的历史远比法门寺悠久。早在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渭城以西因归京官右扶风辖领而得名，进而至唐代时借该官名作县名沿用至今。而法门寺至东汉末年才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原名阿育王寺，直至唐高祖李渊武德七年(625年)才正式更名为“法门寺”。扶风县想改名法门寺县，于是网上因此出现了“西汉扶风想穿唐朝马甲风光”的感叹。

    城市的命名与改名原则

　　中国历史上，城市取名一般会遵循几个规则。一种是依据地理方位，山之南水之北为阳，比如洛阳，就是在洛水的北面，类似的还有淮阳;反之为阴，比如淮阴、江阴等等。还有一种是依据环境地形特点，比如商丘，位于黄淮海平原地带较高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山丘;东北还有一个地方叫阜新，是一个煤矿城市，阜也是小丘陵的意思。

　　此外，命名方式还可以依据当时活动在该地区的人群的属性。比如秦岭的命名就因为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是秦人。河南新郑、郑州，这些地名都是和古方国(古代小国邦)有关系。

　　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些依古代年号命名的地方，比如湖北恩施建始县就是源自西汉汉成帝刘骜的第一个年号。

　　地名命名的原则是多种多样的，一旦命名就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会轻易更改，所以从古代到现代说起某个地方都能直接对上号。古地名往往保持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很多新的行政区划，起一些新的地名，但命名原则与古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城市改名一般也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临近的地区有同样的名字，这样的话就会让大家在寻找某个地方的时候分辨不清，产生混淆。在20世纪前期，有个西方人就记载过这样一件事，他在寻找华北平原上一个叫王庄的地方时，很茫然，因为姓王的太多了，叫王庄的村落在一个临近的区域内竟然有七八个之多，他无从分辨哪个王庄是他的目的地。当他向当地的老乡打听时，当地的老乡是明白的，他们分辨的时候有的是靠方位，如东王庄、西王庄等，有的是按照规模大小，分成大王庄、小王庄。当地人可以这样区别，可是对外来人来说，这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了。像这样的地名，就需要进行一些方便识别的区别。另外一种就是言不雅驯。比如现在北京东城区有个胡同叫礼士胡同，原来叫做驴市胡同，当时也许居住在里面的居民都是普通百姓，也没有人计较胡同名字，但是后来渐渐的有人觉得不太好听，为了雅化，就在原有的发音基础上变通一下，“驴市”变“礼士”，听起来读音相近，外人也能找到这个地方。再比如说，崇文区现在有条胡同叫奋章胡同，大概已经拆掉了。以前这个胡同名叫“粪场胡同”，是崇文门一带晒粪的地方，很是不雅，所以后来改成奋章胡同，但是“奋章”念起来很接近原来的发音，字却变得很雅了。以上是一般改地名的两个基本原则。

　　如果一个城市把改名字作为发展的必要条件，那就纯属是折腾。 (作者为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导，人民论坛编辑杜凤娇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