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上海的传统作一个细分的话，它又有哪些成分呢？显然又不是东方／西方、传统／现代这种二元模式所能解释清楚的。上海的文化传统是很复杂的，包容着各种各样的内涵。首先看上海文化中的西洋传统。

　　西洋是个很大的概念，西洋文化中有各种不同的传统，如基督教传统。基督教传统中又有天主教的传统和新教传统。就像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建筑一样，上海文化内涵中包含各种各样不同的西洋传统。

　　从宗教传统来看，近代欧洲有两个很重要的宗教传统。一个是以英国、德国代表的新教传统。按照马克思·韦伯的分析，这个传统产生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之所以首先在西欧产生，这背后有个宗教资源———新教传统。新教传统中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入世禁欲”。过去基督教传统都是以“出世”，以追求“彼岸世界”为终极目标的。但宗教改革后，新教使人对人生的理解发生变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在世俗生活中尽量地表现自己，谁表现得最好就可证明谁是上帝最好的选民，就有可能进入天国。新教的这一变化就使新教国家如英国、荷兰、德国的民众不再认为现实的世俗的生活是堕落的生活。在世俗生活里你拚命地工作，拼命地积累财富，这都是为上帝而做，说明你是最好的教徒。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新教国家的人都特别拼命，都特别有奋斗的精神，而且充满着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这就是新教的传统。

　　新教传统在上海文化精神中表现十分突出。上海人在中国人中的确表现得十分拼命，特别精于算计，上海人处处体现出这种精明。如果把这个精明不做贬义来讲的话，它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过去在全国最困难的时候，买粮食都要有粮票，但惟独在上海有一种粮票是半两，半两粮票用来买什么呢？它可以用来买一根油条。可见上海人都是从小处来计算，计算到一分一厘。这种精神背后体现出的就是新教中的工具理性。

　　从好的方面看，上海人在全国相对来说是最有职业感的，比较讲信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谈生意，发现和上海人最难谈，上海人总是要和你纠缠半天，他们不仅要算计自己能盈利多少，还要算计你能盈利多少。而和北京人谈生意最方便，刚刚认识，两杯酒下肚就说一切都没有问题，马上签合同。几年下来，外商就发现北京人签合同很快，但履行这个合同成本就太高了，北京人所答应的各种条件到最后都无法兑现。上海人虽斤斤计较，签的时候要纠缠很久，但合同一旦签下来，就比较讲信用，能按照合同来办，上海反而是一个效率最高的城市。这些东西都是新教传统留下的。新教传统不仅上海有，香港也有，而且比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上海的新教传统在1949年以后断了，而香港不但没断还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发扬光大。所以讲到敬业精神上海不是最好的，香港到今天为止要比上海好得多。

　　但香港与上海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香港只有一种精神，就是新教精神，她缺乏另外的东西。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她受英国和美国的影响很大。上海不同，上海是半殖民地，是多国的殖民地，这就带来了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些就是欧洲传统中的另一种传统———天主教传统。天主教传统大多在拉丁文化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是信奉天主教的。天主教与新教的区别就在于新教文化讲究简单实用，而天主教文化更注重的是艺术性。在拉丁文化国家里，它表现的是一种浪漫的、超脱的，甚至颓废的传统。上海以前有一大块地方就是法租界，这些地方孕育了大批的文化人，他们培育出很丰富的拉丁文化传统，这就与新教中的工具理性有很大的反差。所以在上海文化中既有紧张的一面，又有松弛的、浪漫的、超脱的一面。这一点在香港文化中是没有的。香港人是很拼命的，但他们缺乏浪漫的一面，这与一个城市的底蕴是有关的。欧洲这两种宗教传统对上海就形成了一种张力。

　　从各个国家的文化来看，上海也形成了多国、多民族的文化传统，有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俄国的，还有犹太的，在虹口那一片还有日本文化的影响，这就使上海的文化传统相当丰富。这里我特别要强调俄国的传统。事实上，上海很多的法国文化传统并非由法国人，而是由白俄带来的。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贵族逃到上海，形成一个可观的白俄群。他们在上海开咖啡屋，卖面包、西餐和时装。

　　俄国上流社会是完全法国化的，他们崇尚法国文化，这是他们的时尚。俄国上流社会讲的是法语，老百姓才讲俄语。他们到上海后就把这种传统带到了上海。上海的法国文化实际上是俄化的法国文化。可见，在上海文化传统中，即使是西洋文化，其内涵亦是十分丰富的。

　　上海文化传统中除了西洋文化外还有本土文化———移民文化。上海开埠以后，原来的上海人不再被认为是上海人，而被称之为本地人。所谓的上海人是有特定含义的，特指能讲上海官话，还能讲几句洋泾浜英语的，特别是受到欧风美雨感染的，见过几分世面的人才被称为上海人。他们讲的上海话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上海话，而是四十年代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中讲的上海话，是老上海话。这些讲上海官话的人才是上海人，而在上海土生土长的人都被贬低为本地人。判别是不是上海人都以语音为标准，我称其为“语音中心主义”。

　　从上海郊区来的同学一般都不说上海话，而与外地同学一样说普通话，这是因为上海城里人语音等级太重，只要你的上海话中带有一点土音，立刻会成为歧视的对象。这个“语音中心主义”在当时以及今天都是这样。那些上海人是哪里来的呢？他们显然不是本地人，虽然本地人也有可能成为上海人。这些上海人大都是各地来的移民：广东的、山东的、安徽的，但主体是江浙一带的。上海追溯其本土文化的底色就是江浙文化，或者说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文化。

　　上海文化传统也有个本土资源：明清以来形成的江南士大夫文化。明清时期形成的特殊的士大夫群体，他们的文化特别注重文采，注重书卷气，他们对生活特别细腻精致，有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这种文化传统在上海开埠后与西方两种宗教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了。一方面上海江浙文化中的理性主义成分（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和新教传统相结合，另一方面江浙文化中才子佳人的浪漫温情成分又与拉丁文化产生回应，这就使上海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产生了奇妙的对应关系。上海文化传统里由于有了这些资源，而上海又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城市，它的文化传统于是就相当丰富，它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组合。

　　上海今天的发展，海派文化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这里不是指海派文化中某一个文化传统，而是指海派文化中的多元文化传统。这种多元文化传统就有可能成为上海未来发展的很奇妙的张力。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城市没有张力的话，这个城市的发展就很成问题。在拉丁文化国家里，如果你去法国、意大利，你会发现那里由于缺乏新教的理性精神，城市管理很成问题，效率极低，人也很懒散。但如果只有一种新教的那种拼命的精神，又会产生另一种畸形。香港人很拼命，但精神之中缺乏超脱一面的平衡。我1999年在香港做了一年访问学者，记得那年圣诞节时，香港的大主教在圣诞致辞中说：香港人太拼命，沦落为经济动物。他们拼命地赚钱供楼，全然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不知生活的意义何在。所以香港这个城市就显得特别脆弱、紧张。这几年整个城市人气低迷，心态也坏掉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城市的精神结构里缺乏另外一种传统来支撑。

　　上海的历史文化传统里，恰恰这两种元素皆有，这是上海文化很重要的资源。但有传统并不意味着我们认识这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