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博采众长的“海派文化”闻名于世，以“海纳百川”的特色引以为豪，靠吸纳各地移民发展起步……按理说，包容的气度胸襟，一直都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生命所在。为什么，今天精明但不高明反倒成了“上海印象”？

与改变制度相比，引导文化更难。家长制之下培养不了合格的现代市民。文化学上有一种说法，叫文化养成，没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陶冶，很难一蹴而就。但是它的培育并非无迹可循。　　

●主持人：本报记者 龚丹韵

　　●嘉 宾：梁永安（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龚丹韵：曾以博采众长的“海派文化”闻名于世，以“海纳百川”的特色引以为豪，靠吸纳各地移民发展起步……按理说，包容的气度胸襟，一直都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生命所在。为什么今天精明但不高明反倒成了“上海印象”？

　　梁永安：对一座城市而言，“包容”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也要与时俱进。现代城市意义上的“包容”与过去有所不同，它建立在健康的市场机制中，以负责任的公民社会为基础，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视野下探索未来的道路。如此，各种现代资源才能在城市中有序进出、充分交融，城市也才能为国家的现代化提供良好平台，呈现友好、和谐和互动。然而追溯上海的历史可以发现，它的海纳百川，并不是遵循这样的现代逻辑发展过来的。从小渔村开始，上海曾带着小农经济的鲜明烙印，中国近代的特殊命运使它成为租界，推动移民运动，快速移植了一些西方的现代模式，城市的迅猛膨胀，并非出自它的内在需要和自觉，而是通过外力强行打开的。加之当时上海老城厢的面积不大，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本地居民对城市改造的主动参与度并不强，他们又比中国其他地区更早见识了西方工业的漂亮成果，在物质文明上有先天的优越感，所以，当他们真正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时，其实并不确切理解何谓城市的胸襟气度，却貌似已是其他同胞的“老大哥”，没有继续取他人之长的动力了。

　　龚丹韵：同样，与“海纳百川”相适应的是“大气谦和”。可现实是，“小市民作态”“小资情怀”成了公认的“上海格调”。

　　梁永安：“小资”是从西方市民文化中演变而来，意味着人类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可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美化自己的生活，比如法国的咖啡馆、英国的下午茶等。体现在城市文明的微观上，就是每个个体都有自我优化的欲望，追求生活质量和舒适环境。这不仅从道德上无可厚非，而且也能成为城市发展的巨大推力。至于“小市民作态”，那与城市的枢纽功能有关。历来四面八方的不同人群在上海这个大熔炉里交汇，这就意味着必须求同存异，才能和谐共处。长此以往，上海逐渐形成了一种“安全机制”，即，不过多干涉他人他事，保持一定距离，为双方可能的冲突留下余地。这些“上海特征”不是问题。问题是小资也好、市民情怀也罢，都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最终我们还是要追求大气，拓宽视野。因为客观上，文化消费和文化时尚会边际效应递减；主观上，处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也唯有打开大门、放大视野，才能更好地作出决策判断、规划人生。上海想要实现“四个率先”、“四个中心”，真正成为国际大都市，更加不可能偏安一隅，在自我满足的小天地中谋得发展。

　　龚丹韵：那您认为什么才是上海城市文化中的“软肋”？

　　梁永安：上海很早就引入西方现代商业模式，从农业社会快速转入工业社会。人们在精神上尚未来得及适应现代化，在实践中就已经开始像机器一样劳动运作。个体的自我意识往往会在工业流程中萎缩，思维模式变得物质化。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上海人与外地人交流时，多谈大上海，很少谈自己。这说明什么呢？城市的工业发展，并没有让他们感受到温情，在冰冷的工业机器面前，反而倍显自己的渺小。不少学者分析上海人的傲慢时，都归咎于骨子里的自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如何建立起与现代工商业相匹配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上海城市精神面临的新挑战。

　　龚丹韵：文化的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非立竿见影。建设上海应有的现代城市精神，怎么做才能事半功倍呢？

　　梁永安：确实，与改变制度相比，引导文化更难。家长制之下培养不了合格的现代市民。文化学上有一种说法，叫文化养成，没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陶冶，很难一蹴而就。但是它的培育并非无迹可循。首先，上海要有更广阔的胸襟，关注更广阔的天地，那么平时弥散在我们周围的信息是否也遵循这样的思维？当身边几乎都被本城消息覆盖，其他地方的发展情况只有只字片语，长此以往，难免陷入自我满足之中。我们的耳朵多走出去听听、眼睛多走出去看看，多一些跨地域跨文化的体验，才能从全面有效的信息中，找准自己的定位，由衷地反思自己的不足。其次，城市里有没有不同阶层群体可以交融的平台？比如美国作为移民城市，保留了不同民族的节庆仪式，让他们各自的文化有展现的舞台。可惜的是，不同地方的人到了上海，原来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没来得及发声，就开始被城市同化。而城市的空间布局，也人为划下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楚河汉界，缺乏可交流的公共空间。可以说，海纳百川、大气谦和的城市文化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精神道德熏陶，它还植根于城市的生活结构、社会形态、组织方式等一系列机制，需要依靠社会内在的需求来支撑。我们正处于文化发展的拐点。上海其实最有条件成为一座开放、包容的大都市。因为上海人的职业选择、生活品质，都已经以全球为参照系，有很强的流动性。这虽然为凝聚共识增加了难度，却同时也给了更多的可塑性和可能性。新上海人与老一代已经有很大不同，文明的行为素养以及开放的心态，都较上一代更好。好的市民，才有好的城市精神。把上海当作承接各种优秀资源的“文化洼地”，而不是俯视一切的高地，才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应有的气度胸襟。

传播是文化，更是责任

昨天，国内传媒界三位高峰人物范敬宜、刘长乐、喻国明，聚首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十届“文化讲坛”，共论“媒体责任与文化传播”。五百多名观众济济一堂，聆听了这场高端对话。

　　值此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创办两周年之际，本届“文化讲坛”探讨的是媒体自身在文化传播中的责任和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投身新闻工作50多载。他认为，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然而，当前媒体对新闻与文化的关系存在着认识误区，“媒体的浮躁源于缺少文化”；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一手缔造“凤凰”品牌。他认为，真实的媒体声音和媒体对真相的报道和挖掘，是孕育和谐的土壤。

崇高的精神动力

在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之际，邓平寿先进事迹报告团冒暑来沪宣传邓平寿先进事迹。报告团的精彩报告，使上海干部群众深切体验了邓平寿同志平凡而又伟大的心路历程，深刻领略了先进人物普通而又厚重的人格魅力。这是对上海的极大支持，对上海推动各项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邓平寿同志是新形势下基层干部的杰出典型，是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优秀楷模。他的事迹，平凡中透现着伟大，普通中书写着崇高。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集中体现了党的干部为民、务实、清廉的公仆本色，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忠孝仁爱的传统美德。邓平寿同志不仅是广大党员学习的榜样，更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榜样。

当前的上海，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处在新发展的更高新起点上。我们正按照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紧紧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勾画的宏伟蓝图，努力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崭新的发展形势、重大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有振奋的精神状态，上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崇高的精神动力作强大支撑。我们全上海人民，尤其是广大干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勇于克难攻坚的胆略见识，不断开创上海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而“凤凰”所确立的还原真相的规则是“善意，稳妥，客观和建设性”，以求“发现良知、追求良知、传播良知”；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昨天在“文化讲坛”论述了《传播的力量与话语权的构建》。他指出，媒体的责任源自于传播的影响力，因此，新闻工作者应该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以对社会整体发展负责任的精神去实践自己的事业。

　　三位嘉宾演讲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媒体的记者、编辑和读者代表，争相向三位嘉宾提问。台上台下精彩交流，引人入胜。

　　在本届“文化讲坛”举办之前，解放网特别向广大网民和读者征集提问，共征集问题1200多个，部分网友和读者代表今天到现场与嘉宾面对面交流。

　　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上海中润解放传媒有限公司协办的“文化讲坛”，此前已连续举办九届，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本市各区县委宣传部长、部分高校师生代表、知名企业界人士，以及记者编辑等参加了昨天的文化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