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精神的讨论已经得到了较多市民的热烈参与，这是近年来不多见的。少有人提到的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前提中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弄清楚这一点有助于讨论的深入。

一是政治理据。我赞成讨论上海城市精神，首先这是因为：一个重要的现代城市，尤其在她的经济起飞时期，确实是需要及时的文化探讨来给她定位，需要充分的精神投入来赋予她某种灵魂；而这样的探论与投入，又决不仅仅是政府以及个别精英的事情，而必然是这个城市里全体公民的事情。其次，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政府的管理能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动员的能力，二是充分的公共财，三是协调内部关系的能力。在城市面临发展的关键时刻，通过全社会的政治动员，自下而上地唤起公民的参与意识，以“城市精神”一语来凝聚全社会充分的公共财（公共财绝不仅是物质的），同时又在这样的讨论中，通过沟通对话，求同存异，逐步协调理顺了内部的各种关系，这正是体现了这场讨论的正当理据。所以，与其说最终有一个本质主义式的上海城市精神，不如说，讨论的目的并不止于目标聚焦，更重要的是城市现代化的真实进程，在于公民社会政治实践的过程本身。第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来，上海的地位有了很大的跃升，成为中国发展最快以及竞争力最强的尖锋城市，然而我们也清醒知道，这一切成功的基本路线仍是财政主导、自上而下的。现在上海终于重新发现自下而上的思路，这为时不晚，我相信这样的讨论在上海城市发展史上将是意义深远的。

　　二是文化意识。讨论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文化意识的自觉。一个有文化意识自觉的城市，才算得上是一个大城市，才可能从地图上站起来，具有真正的影响力。首先，作为中国最具国际化特色的城市，上海城市精神根本离不开世界现代文化的眼界。无论是台北还是北京，无论是巴黎还是东京，只要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就一定有她作为现代性的共同特征，尤其是在全球化趋势强化的时代。所以，我们讲上海的城市精神，首先是讲她作为现代大都市的共性。现代化大都市的共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所谓现代性原素，即经济自由、政治民主、资讯公开、文化多元、科技发达等等。不可能设想一个没有上述现代性原素的城市精神。何况比较其他世界城市，上海在这些方面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因而在规划城市精神时失落了这些原素（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民主），将是不可原谅的。二是所谓现代性问题。作为国际大都市，又不可避免地共同面临着现代性后果的某些困扰，诸如环境、心理、精神危机以及科层主义和技术世界等复杂困惑，这必然形成一些必须共同担当的问题。其中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即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及其过度的发展。我们讲上海城市精神，自然该有对这样的问题的成功回应，这样才有世界性的贡献。因而，对于现代性如何既能批判又要顺承，在现代性自身的自我正当化过程中使城市精神凸显，这正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立场。

　　然而，作为最能代表中国改革开放活力的城市，上海城市精神的构画又根本离不开中国社会文化的当代性。什么是当代性？如所周知，中国的社会文化，正面临着大转型的关头。所谓大转型的含义是：由原先计划经济时代，转而为市场经济的时代；与此相应，由全权型的政府，转而为服务型的政府的时代；又是与此相应，在文化价值迷失的过渡时期，重新建立政治和文化的基础的时代。作为最有活力的城市，如何回应这样的时代课题？譬如，个人与社会的新关系如何协调？服务型的政府在城市精神中起到什么作用？人文精神如何在价值转型的时代重新凝聚世道人心？等等。

　　其实，现代国际大都市在接受着现代思想价值的洗礼、解决着共同的课题的同时，也不断打造着自身的独特性与魅力；而在不断化解自己具体的、独特的问题的同时，也不断取得新的世界性，及对话的可能性。我们今天讲城市精神，也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过程，以及在城市的共性与个性间往来游走的过程。所以我主张讨论城市文化以及城市文化精神，不应成为一个本质主义式的讨论，而应成为对于问题的回应。不仅是对于共同问题的回应，而且是对于具体的独特的问题的回应。

　　由上述亦可知，我认为结合世界形势和中国当代社会来看，最大的问题即全权型社会的转型与消费主义的兴起。上海城市精神，如果真的有突破性的贡献，如果真的要赋予某种灵魂于这个城市的新生命，就应该在如何回应这两个问题上，认真下点功夫。由于篇幅所限，下面我只能概而言之。

　　

　　在中国社会体制转型和加入世贸的内外作用下，全权型社会的转型，是一次重大的机遇。可以说孕育着重大的新活力。上海城市精神的建设，我认为一定要将这样的重大契机纳入题旨。所谓全权型社会的转型，有多方面的含义，最重要的含义即民间社会的成熟发展、公共空间的充分展开，以及个人权利在法治社会的充分自由。没有这样的条件，什么提高城市竞争力、创造性，什么让城市生活更美好，都只是一句空话。因为真正的竞争力创造性，只能是置根于前者之中。我们往往以一些容易看见成果的目标，来取代了真正的城市精神的建设。譬如，世博会是一个近期的目标，但是，个人权利的充分伸展与民间社会的真实活力，相比较而言，世博会无疑只是一个手段。通过这样的手段，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市民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程度。如果世博只是一些商人的漂亮订单和政府的宏大项目，就完全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提高城市的公共参与水平和民间活力，有很多工作可做。从大的方面来说，不妨共同去培育我们这个城市的责任伦理。我指的不仅仅是市民们的社会责任意识，也不仅是诸如企业与政府要多关心出租车司机的过度疲劳，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这些都非常重要，同时更有效的是应多创造一些条件来形成责任伦理成长的社会机制和文化土壤。譬如，多一些专家咨询、市民听证，多一些舆论空间，多一些基层自主，多一些利益主体的多元制衡和公共监督，等等。我们的城市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还可以做得更好。譬如，报载一项调查表明，上海市中学校开展的雏鹰计划，评选优秀少年，然而其中有些标准空洞浮泛，并不是来自学生的真实生活实践，学生建议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来定出标准。这表明了社会上仍存在的自上而下模式化管理，也表明民间有着挣脱模式化的潜力。又譬如，我曾与好几位出租车司机讨论过休假的问题，得到的几乎相同的答案是：“工会根本不会真的关心职工的利益。你不干没有人一定要你干，有很多人等着这位子呢！”我还是认为上海这个城市其实有着丰富的责任伦理资源的，真的调动起来，就可以赋予她新新不已的活力。这完全是可以胜于中国其他城市的。这件事，政府有权力也有责任去做，民间也有义务有条件去做，知识分子也有责任去维护和养成这样的社会精神空气。

　　

　　城市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人生活得更好而服务的。上海的城市精神，应该是上海这座城市让人感到可亲可近、充满各种可能性、宽容不同的人、容纳多元的需求、富于生机、富于人性魅力的意态、灵魂。我们一想到它，就像想起了家。没有比这个目的本身更高的目的。而有一个一元主义的东西越来越霸道，变成“多种可能性”的天敌，即消费主义的盛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二十世纪的消费主义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满足人的物质极大需求的同时，又打开潘朵拉式的欲望之盒；在成功抵制宗教极端主义、专制主义，成全经济民主和权利自由社会的同时，也成全了一个平面化、精神沙漠化和享乐一元化的世界。美国宾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卡罗斯（Cary Cross）去年有一本新书《全面消费世纪：商业主义在美国胜利的成因》(An All Consuming Century)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提出消费主义是二十世纪以至将来最成功的意识形态。依我之见，中国当然还不是物质商品极大涌流的时代，发展扩大消费仍然是我们的现代梦之一。上海在这方面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辐射力。但是作为上海城市精神的定位，不能不在文化意识上有一种前瞻性，即一方面发展消费，一方面注意抑制消费主义的过度扩张。因为，正如卡罗斯书名可以译为全面消费净尽、消费主义挂帅的时代，如果是这样，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无论如何是太远了。消费主义挂帅至少有以下逻辑：第一，每一物品即有一价，即一切无所逃于金钱掌控。第二，在消费主义那里，每物品必有一终结，即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的。消费主义对物没有珍惜，引申为对世间一切皆无珍惜。第三，消费主义世界是剌激新新不已的世界，亦即贪得无厌和追新逐异成为本能。第四，除商业关系外再无其他关系。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合作、人情味、责任、理想、道义，全都归于消费尽净。这岂非一可怕的世界乎？更有甚者，连人性几千年来所积累的智慧成果，诸如勇敢、诚实、乐观、豁达、英雄气等，都正在受到消费主义的消费，──百忧解（Prozak）正是一个例子。美国汉学家史华慈教授临终遗笔《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中曾说，中国今天实在没有理由为西方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主的普世理念蔓延而感到兴奋。我们在关心上海这座年轻而美丽的城市的未来命运时，不能不考虑这样的问题。举两个小的例子，上海的街头能不能少一点铺天盖地的广告？欧洲的一些城市，看上去非常宁静优美，人们生活意态从容平和，其中没有无所不在的视觉污染和听觉污染，是一个原因。一个城市的自由生态，其实与森林中极为多样性的物种自存与他存的共同空间一样的。绝不是只讲一个指标，更不是只讲一个消费指标。另一个例子是法国政府最近规定新闻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文化新闻，诸如重要的新书信息等，以及英国政府近年的文化政策白皮书中规定，推动艺术家驻校计划，每年资助一定数目的诗人、作家、艺术家进驻到校园中，推动学校美育，培育青少年观众。英国的乐透(一种全国彩票)每一百元钱，其中五十元给中奖人，十三元进入国库，五元给零售商，剩下的二十八元给文化。结果是英国单单是乐透花在文化上的钱，就有将近一百五十亿人民币！我们其实是生活在我们自己制作的世界里，就看我们愿不愿意选择文化的世界。政府该退出的领域要退出，而该出手的地方要出手，在文化上政府应有更大责任伦理。学欧洲的文化节制消费？还是美国的全面消费净尽？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