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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首都城市的战略定位，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所以，指导首都战略定位的思维起点，即北京应当竭力向往并追求的方向颇为重要。唯有对首都“要成为什么”有恰当的认知、认同、共识，才会跟进相应的行动，如建设规划、资源汇聚、要素集成，以及内外合力的建设主体等。论及前提性价值取向——北京应力争什么、不必强求什么，可有三个着力点。 中国首都当有文明高位追求，做精神型文化示范城市。 首都学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大小王朝有273个都府、当今世界约有200个都府(有国家实行多都制)，凡称都者(无论是综合国家中心，还是特定行政、司法、财政首都)多有用其城市文化代表、引领、影响国家文化的用心和努力。它们大都有用先进文明为旗帜、以精神吸引和形象感召为教化手段，与政治要求、行政规范、法律约束彼此辅佐，积极促成相得益彰的治理效果。因此有一定历史长度的国都，常具一时一域文化中心和优秀文化生产传播示范者的声势，常居一流物质文化基础上的精神文化高位，常显名留青史的民族进步标志与社会升级阶梯的功效。 由此可见，精神文化之首善应为中国当代首都之内核，一流的物质文化则为其背景与条件。无需过度强调物质首善与狂热追求经济物质性“中心”，不应放纵首都“营养过剩”、地方“营养不良”——首都与各地争利违背文化首善本义。 中国首都当有思想价值追求，做头脑型文化引领城市。 首都城市要当国家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要做民族文化生产的主导主体，要建树与时俱进的先进思想文化价值，可谓中国上下众望所归的人心“应然”。“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的俚语，可诠释为国家进步的重要一环，在于京师文化有无突出的当“头”为“首”领跑能力。 从国家的复兴大业角度看，北京须以发达“头脑”为己任、思想中心为目标、文化灿烂为贡献；应减少对“GDP式拜物教”、经济性掌控力的迷恋。北京的战略定位参照系，要坚决摒弃对经济中心城市的偶像崇拜，要努力超越“国际”的宽泛和“城际”的模糊，而要在古今中外“都际”中探寻，从而实现引领全国意义上的城市精神腾飞。 中国首都当有精彩魅力追求，做枢纽型文化中心城市。 新中国因高度重视民族文明进步的事业，从而对首都文明水准有着明确要求。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堪称奠定了北京城市性质、城市职能、首善形象的基石。2011年作为新中国历史上首届以文化建设为主题的全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论述“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等观点后，着重要求“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 首都是国家的象征，正如社会媒体习惯以巴黎指代法国、以伦敦评说英国一样，北京也被当作中国的代表被用来说事。 因此，首都城市与首都文化的功能要义，在于城市人整体及其文化生产力主体的精彩人文表现，其品质关系着国家文明的创新改善塑造进程。北京本无需张扬物质性奢华，却亟需以魅力安身立命——归根结底看其三维：精神价值的卓越、集体人格的优秀、生活方式的感人；四层：思想文化辉煌、制度文化科学、物质文化一流、行为文化优质；五面：观点理论规则的主体与中心，文化欣赏消费的主体与中心，文化创新创意的主体与中心，文化生产制作的主体与中心，文化产品流通的主体与中心。从而以实体与虚拟的交叉强势，彰显共和国优质“头脑”的引领协调力量，通过迈向东方文化中心、新型多极化世界文化一极的枢纽功能，发散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正能量。
(作者为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