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微博）记者张然
李伟东（1972-），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记忆、社会流动和社会政策。近年主要致力于社会建设和城市政策研究，由其担任主要撰稿者的专著《北京社会建设创新研究》涉及到大城市人口管理、交通、水资源、垃圾处理、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多个热点问题，近期即将出版。 中国的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集中爆发期。 “新兴+转轨+转型+快速城市化”使得我国“城市病”问题更具复杂性、综合性。作为超大城市的首都北京，如何避免各方面问题发生“共振”，触发系统性城市运行风险，值得深入思考。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伟东表示，破解城市病，我们还缺城市文明。 积累资源过多，带来人口过度集中 京华时报：结合北京的实际情况，您认为造成城市病的根源是什么？ 李伟东：从根本上说，大城市病既是发展之病，也是人口过度集中之病。当然与城市的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水准都不无关系。多年以来，首都北京积累了过多的资源，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发展优势，也成为全国有志气、追求进步和美好生活的人民向往的地方。这种超强的积聚效应导致对人才有巨大的虹吸作用，当然后果就是带来了人口的过度集中。 大气环境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最近中科院发表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大气污染主要罪魁祸首是石化燃料等，这与城市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有重要关系，比如水泥、钢铁等产业环境污染就严重，而且大量依赖燃煤能源等，也对环境有重要危害，这些都只有通过调整城市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才能从源头完成治理。 只有盲目城市化才会产生城市病 京华时报：城镇化过程中如何避免城市病？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李伟东：城镇化是否必然产生城市病？我觉得还需要仔细考虑。城市化是一个人口、产业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工业、第三产业取代农业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我觉得，科学的城市化并不必然产生城市病，只有盲目的城市化才会产生城市病。西方在城市化过程中是有大量所谓城市病发生，比如洛杉矶的化学烟雾事件、伦敦大雾污染，但是别忘了我国是后发国家，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过程西方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完成，他们那时候是有城市病，我们则完全可以借鉴他们的发展经验，最大限度避免城市病的出现。 京华时报：如何才能扬长避短？ 李伟东：城市化要避免城市病，科学合理规划最重要。目前我国城市规划到处都在做，但是首先，规划的地位不高，没有神圣性，随意更改规划的现象到处都有，这是不可想象的事。规划如果可以随意被突破，那也就失去了科学性，失去了规划的价值。所以要避免城市病，提前科学规划,加强规划的地位最重要。所谓“未雨绸缪”就是这个意思，毕竟有大量的发展经验可以借鉴，很多城市病都是可以预见到的，比如交通、水处理、垃圾处理，只要规划好，是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出现不良社会后果的。 应彻底放弃单纯追求GDP 京华时报：北京治理城市病采取了哪些措施？ 李伟东:措施很多。比如为了避免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北京早在1994年就制定了绿化隔离带政策，并且在新世纪加速实施，建设绿化隔离带100多平方公里，对改善城市居住环境、避免城区密不透风、摊大饼式的发展布局有重要作用。治理交通拥堵方面，北京市从2008年开始机动车限行，公共交通长期实行低票价，鼓励公交出行；2010年底又开始小轿车购买限号，控制城市机动车增长速度，都有一定的效果。再比如水污染管理，北京市一直在探索再生水利用，利用率也相当高，但是无奈水处理设备更新追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所以公众看到的就是市区内河湖污染严重。 京华时报：未来还应采取哪些综合措施？ 李伟东：首先要彻底放弃单纯追求GDP，坚持绿色发展的道路。同时还要积极进行现有产业转型，把环境不友好的产业都清除出去；把能源结构升级也提到重要地位。 还要坚持空间布局合理，积极促进新城建设，保持功能区定位明确。建设新空间一定要避免出现天通苑这种单纯的睡城，一定要首先考虑产业结构谋划，没有产业人民无法生活，任何美好设想都无法实现，也就不能在当地保留就业，城市交通等方面的压力就无法减轻，所以合理空间布局要产业先行，功能定位第一。 通州、大兴、昌平，甚至更远的顺义、房山，现在都有了轨道交通，是发展新城市最佳时机。其他的区县我觉得都可以按照新城的模式发展起来，只有一个个小的城市中心建设起来了，老北京三环以内的地方才能焕发新的活力，才能保持高效率。 当然我个人觉得解决北京城市病最好是迁都。大衙门都离开了城市中心区，城市统筹发展的能力提高，可以留下一个伟大的城市，新建一个高效的行政中心。 新城建设应提到战略高度 京华时报：您认为北京破解大城市病的路径如何？从何处入手？ 李伟东：要说路径，从城市来说就是要转换产业、分散人口，重点就是把新城建设提到真正的城市战略高度；每一个新城都成为一个独立的有吸引力的空间，有产业，有特色，能工作，也适宜生活，这既是路径，也是破解城市病的重点。因为只有这样人口才能真正分散出去，城市功能才能真正分担开来，一个有机的大城市结构才能真正形成，摊大饼的北京也就不存在了。 还有一个微观路径就是从个人和家庭来说，要建立起文明的生活方式。这是微观的重点。城市不是政府的城市，是每个市民的城市。只有每个市民都从自己的一举一动中反思城市病的根源，从自身中挖掘这个病的病因，并且下手自我治疗，这才是最终克服城市病的微观基础。大家都关心城市，而不仅仅是抱怨；大家都是主人，而不仅仅是看客，北京的城市病才能最终被克服。 城市治理缺乏协商传统 京华时报：目前破解大城市病，我们还缺什么？ 李伟东：缺城市文明。在城市治理上，我们缺乏协商的传统，民间社会往往过于依赖政府的决策，参与意识和渠道都比较薄弱。其二，在生活方式上，我们的城市居民也多是从农村地区移民而来，目前北京城里居住的人口中，三代以上的老北京并不多，城市生活更细致、精妙的内容往往都被忽略，大多比较粗放；城市生活需要的一些基础知识，如对垃圾的处理、对水源的处理，都没有很精细地被普及、贯彻，自然影响城市生活质量。其三，城市人文积累不深厚的后果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大多止于功利层面，每个人都想在城里安家，可是每个人也都不把城市当自己的家，到处都能够看到那种标语，“哪哪是我家，什么什么靠大家”，说得不到位。不能靠大家，靠的是自己。乱扔垃圾，乱倒脏水，乱停车……谁家过日子这样？ (责任编辑：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