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六千年文明史，包括城市的百年文明史的延续，体现了文化多元和文化融合。近代上海文化直接受惠于开埠以后的世界各种文化在这里的交流，受惠于从岭南到燕北、从江浙到川湘的中国各种区域文化在这里的汇合。上海文化，是南北东西交汇、融合的结晶。上海是江海之通津，东方之巨港，东南之都会，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它融汇东西方文化，汲取南北潮精华，善于得风气之先和开风气之先，惯于洞察世界文明走势和拓展新的文明。

　　随着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日益临近，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在以世博精神进一步养育城市精神，以城市文化积极展示世博精神。

　　在延续世博精神中弘扬上海城市精神

　　世博精神可以提炼成“欢聚、沟通、展示、合作”八个字，世博精神是文化多元与文化融合的精神。当一个城市代表特定的民族和国家，庄严地对举办世博会进行精神追求、文明寄托、文化思考、综合承诺的时候，往往呼唤着新的城市精神。

　　世博精神的延续是科学精神的凝聚。自1851年英国首开世博会至今的150多年中，历次世博会始终是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摇篮”，是新思想、新概念的载体和传播交流平台之一。世博会让世人了解蒸汽机、缝纫机、橡胶、海底电缆、电话、电视、汽车等，让世人熟悉计算机技术、公共网络和数字化经济、人类基因研究、现代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纳米技术、现代数码影像摄影技术等。世博会是各国在企业间展示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科技成就、科技实力与智慧成果的盛会。

　　世博精神的延续是人文精神的融合。在本质上，世博会是人文精神的科技化、物化和科学技术的人文化。科技是人文的产物，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的催生。人文精神总是顽强地从科学精神中表现出来，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管理模式强有力地改变着科技图景、社会百态、生活走势。科技发展也越来越体现人文化取向。如果说在世博会的演进过程中，交织着技术发展和人文发展这两条基线，融汇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两种精神，那么，20世纪以来的世博会则更多地关注人文发展和人文精神。

　　世博精神的延续是民族精神的坦示。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世博会的全球性、世界性正是在世博会举办国、举办城市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性的坦示中集聚而成的。世博会的多样的主题既反映了世界文化的热门话题，同时给各自的民族文化的风采展示留有偌大的空间。世博会上的琳琅满目的各种展览既集约地反映了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商品、文化理念、价值取向的主流屐痕，又呈现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多样性。正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坦示，才使世博会有了“万国博览”的美誉。

　　世博精神的延续是时代精神的展示。世博会总是技从当代、思随时代、目向未来，人类新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消费方式往往在世博会上初露端倪，现代社会的不少概念和活动方式往往始于世博会或从世博会得到启发而后形成，如百货商店、现代旅游、主题公园、游乐场、度假村等，世博会还较早提出了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控制人口、发展交通、开发海洋和太空等与人类生活、未来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命题。

　　世博精神的延续是创新精神的吞吐。创新是世博会的灵魂和动力。世博会全力打造的创新精神具体化为思想观念和发展理念的创新、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创新、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的创新、管理方式和运行规则的创新以及增长方式和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创新。

 

　　在延续世博精神中弘扬上海城市精神，是具有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综合意义的命题。“以海纳百川而服务全国，在艰苦奋斗中追求卓越”，上海城市精神与“欢聚、沟通、展览、合作”的世博精神将相互融汇，支撑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

　　在世界博览中凸显城市的六千年文明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世界博览”。展示世界博览的特定的时空指向使全球瞩目上海，关注上海城市的六千年文明，倾情于六千年文明延续过程中的文化多元与文化融合。

　　寻觅上海城市的文化血脉，其源头竟在6000年前。在上海文明的发祥地，距今约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5000年前的崧泽文化、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和3700多年前的马桥文化依序演进，上海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血脉清晰可见。这是城市的文明之源、文化之根，是绵延6000多个春秋的城市文明的先河和根基。

　　上海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7处古文化遗址，对其中的14处进行了近30次的科学发掘，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近半个世纪以来，按照年代顺序，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等古遗址先后发掘，这对于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具有直接意义。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古墓葬的清理，古代陶瓷、铜铁器的发现，炊器、盛储器、食器和酒器等先民日常使用的器物的出土，古代建筑遗存的显露，极其恢弘地展示了上海古代文明的社会风情、生活长卷、起居变迁和文化风骨。

　　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崧泽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在文化类型上涉及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后者属于马家浜文化的偏晚阶段，在文化面貌上反映了由今浙北、苏南地区较早阶段的马家浜文化的向东扩展。然而崧泽文化却是具有文化命名意义的独立文化类型。2004年2月底，崧泽遗址考古发掘又获辉煌成果。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因为遗址区内将建造遗址博物馆而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从2月至4月底结束，获得了许多新的重要考古成果。

　　一是发现距今六千多年以前马家浜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祭坛。由人工堆筑成土台作祭坛，并在祭坛上举行祭奠祖先或神灵等礼仪活动，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中极其盛行。这次发现的马家浜时期祭坛将人工堆筑祭坛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二是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建筑遗迹——房址。房址坐落在祭坛北面原生土上。形制完整的有1座，平面呈圆形，外圈柱洞15个。房内地面硬实，面积约5.5平方米。三是发现上海最早的先民墓葬。俯身葬墓主人头骨保存得较好，经鉴定为一年龄在25——30岁的男性。四是出土一批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重要文物。这次出土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石斧磨制，斧身上有一双面管钻的穿孔。管钻穿孔的技术以前一直认为出现在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时普遍应用。此件石斧的发现，将管钻穿孔技术提前了一千多年。这对于探索研究上海地区科学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发现了一只表面上有红彩的陶塑小猪，从体态上看是一只已经被人类驯化、圈养、野性荡然无存的家猪。小陶猪的发现，为中国动物驯化史、家畜饲养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五是发现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墓葬及一批文物。此次发现和清理了12座崧泽文化墓葬。自1960年以来，共发现崧泽时期墓葬148座，为我们了解、研究崧泽墓地的布局及遗址所处的假山墩的形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广富林遗存发现于1959年，早在60年代初，就进行了试掘工作，但是，取得重大进展却是近年的事。广富林遗址位于上海松江城西北6公里，上海博物馆考古部近年在广富林遗址进行全面勘探，从而对遗址的分布范围有了新的认识，发现在超过10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都有古代遗物的分布，初步确定了遗址区域。在勘探的基础上对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取得了新的成果。考古工作者首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工堆土筑建的台形基地和23座墓葬。在有些墓葬中发现了明显的人骨错位现象，这表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殡葬方式。良渚文化墓地上的祭祀手段主要是“燎祭”。广富林遗址发掘的另一项重要收获是新发现了一类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通过比较可以认为这一文化遗存来自于主要分布在豫东地区的王油坊类型。广富林文化遗存的发现为探讨4000年前族群的活动范围和迁徙、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变迁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新材料。在广富林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东周——汉代遗存，并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建筑材料和青铜生产工具，充分证明广富林在东周——汉代是一处非常重要且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型聚落。另外还新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填补了广富林遗址年代上的空白。

　　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中，上海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中国文博、文化、历史的两个跨世纪命题，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另一个是长江文明。最近上海市文管委和上海博物馆正在考虑后一个命题。上海既然有5000年到6000年的文明史的积累，能不能在长江文明的研究上率先跨出一步，为中华文明再创我们的一个理论建树？最近几年，通过一系列的国内的跨地区的研讨会，我们已经开始迈步。我们的观点是，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依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大量的考古文物依据，可以这么说，长江文明可以和黄河文明相媲美，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在文化——科技——经济——社会的动荡性互动中，上海城市建筑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20世纪以来，上海建筑风格纷呈。作为标志性上海建筑形象之一的海关新楼落成于1927年12月，建筑形式为欧洲古典建筑和近代建筑相结合的折衷式，钟面分设塔楼的东西南北，用英国伦敦大笨钟的乐曲报时打点，成为上海外滩一景。位于北京路外滩转角上的信和洋行最初是晚期文艺复兴风格建筑，1921年在原址上翻建成6层大厦，造型改为新古典派康林特式，风貌保留至今，成为外滩颇具特色的建筑之一。位于圆明园路的仁记洋行建于20世纪初叶，带有圆锥屋顶，窗间外墙均有希腊古典式装饰，呈现折衷主义风格。于1925年落成的汇丰银行新楼自诩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的白令海峡之间一座最讲究的建筑。”在宗教建筑方面，罗马式与哥特式的混合体式建筑圣约瑟教堂，法国哥特式建筑徐家汇天主堂，由当时最著名的哥特式建筑师史浩德设计的圣三一堂，美国学院哥特式风格的慕恩堂，陡峭的两坡屋顶采用近于英国悬锤式人字屋顶、具有哥特式风格的国际礼拜堂等，都以鲜明的建筑特色，成为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建筑门类。

　　上海六千年文明史，包括城市的百年文明史的延续，体现了文化多元和文化融合。近代上海文化直接受惠于开埠以后的世界各种文化在这里的交流，受惠于从岭南到燕北、从江浙到川湘的中国各种区域文化在这里的汇合。上海文化，是南北东西交汇、融合的结晶。上海是江海之通津，东方之巨港，东南之都会，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它融汇东西方文化，汲取南北潮精华，善于得风气之先和开风气之先，惯于洞察世界文明走势和拓展新的文明。

　　与时俱进的上海文化品格

　　在迎接世博的过程中，上海正在努力塑造城市的文化品位，追求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城市文化品格，进一步强化文化多元与文化融合。上海的“水文化”的特色明显，在规划新的文化空间模式时理应体现这一特色；上海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有助于全面整合文化遗产；上海曾经拥有世界瞩目的文化名人，应进一步构筑文化名人高地；上海曾经推出一大批文化精品，应塑造新的富有艺术感染力、历史穿透力的文化品牌；上海正在落实文明行动计划，有利于整体打造世博文化胜地；上海正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加快法治建设，进一步规范文化市场；强化文化的科技支撑，全力推进数字化计划；拓展全球视野，积极促进对外文化交流。

　　上海在奋力推动专业文化的同时，支持和发展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家庭文化等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上海打造标志性专业文化和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改革重大公益性文化活动运作机制，发挥专业文化和群众文化活动在全市重大节庆活动中的作用，在日益广泛的国内外文化交流中提升和展示上海文化活动新水平。在迎接世博的过程中，上海将进一步拓展文化多元与文化融合的渠道，基本建成与现代化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与城市功能相匹配的比较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积极开拓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形成新的支柱文化产业，完善文化生产、经营和服务体系，优化文化发展格局，改善文化生态环境，使上海真正出现人才荟萃、精品迭出、和谐有序、走势强健的文化发展新局面。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上海当代城市文化已出现了以下明显特征：

　　一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上海既注重发扬民族文化的精粹，又积极吸纳着世界优秀文化；既十分珍视历史的文化积淀，又热忱地孕育和创造着现代文化。近年来，每年都有100多个国家的艺术团体来上海展示其文化艺术的风采，使上海的文艺舞台生机盎然。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等众多著名芭蕾舞团轮番在上海演绎不同版本的芭蕾经典《天鹅湖》。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上海演出了全英文版的莎翁名剧《威尼斯商人》。费城交响乐团、英国皇家BBC交响乐团。法国图鲁兹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等世界众多著名交响乐团相继在上海举行交响音乐会。世界著名音乐大师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的名作经常在上海大剧院演奏。此外，一年一度的上海艺博会，吸引了诸多世界优秀美术作品来沪展出，罗丹的雕塑《思想者》、恺撒的雕塑《大拇指》由此落户上海。上海博物馆、上海美术馆不断推出毕加索画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展、古埃及国宝展、玛雅文物展、古罗马文明展等许多世界著名美术作品展或珍稀文物展览。上海还每年举办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电视节，集中展示当今世界电影、电视的优秀作品。不同风格、不同层次的文化汇聚在上海，使上海文化丰富多彩，满足了上海市民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

　　二是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上海海纳百川、各方杂处的特性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近代中国，被称为国粹的京剧、中国百戏之母的昆剧等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因得到上海这块土地的滋养而发扬光大，越剧、淮剧等起源于外省的剧种也因进入上海而发生质的飞跃。上海本地的艺术品种如沪剧、滑稽戏也在本土文化的培育和外来艺术的影响下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剧种。近年来，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对优秀传统艺术品种的保护和继承，2000年上海启动了“整理、抢救优秀表演艺术资料”的跨世纪工程，在3年内，投入1500万元专用经费，录制200台优秀传统剧目。上海还专门设立了文艺创作、演出、人才培养等资金，对优秀文化艺术予以扶持。上海昆剧团、上海京剧院、上海民族乐团等从事民族艺术的专业艺术团体都被列为重点扶持单位，使这些艺术院团得到了充足的艺术生产资金、人才培养资金，有力地促进了优秀民族艺术的发展。多年来，上海着力于创造新的优秀民族文化，涌现出京剧《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昆剧《牡丹亭》、《班昭》、淮剧《金龙与蜉蝣》、越剧《红楼梦》、舞剧《闪闪的红星》、《野斑马》等一大批代表当代中国表演艺术水平的优秀民族艺术剧目，在国内外获得很高的评价。原生态的民间艺术也得到有效的开发、保护和发展。土生土长的农民画、锣鼓书、滚灯、舞龙等一批民间艺术焕发出新的魅力，上海已有16处区县、乡镇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如今，上海的每个区都有富有特色的社区文化艺术节，如南汇的桃花节、徐汇的桂花节、奉贤的风筝节、闸北的茶文化节、宝山的国际民间艺术节等，都成为一年一度区域性的民俗文化盛会。

　　三是现代文化的创造性。上海曾经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的诞生地，西方的油画艺术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西方戏剧也因为进入上海后被移植成为中国话剧。这种勇于创新的文化精神一直延续到如今。进入新世纪后，上海的文化创新力更加勃发，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从1999年至2003年，上海的各类新创舞台艺术和影视艺术作品共获得全国性艺术奖项286项，国际性奖项40项。在2003年中国国家精品工程评选中，上海成为唯一有2台剧目获此殊荣的省市。至今已举办五届的上海双年展，是当代中国第一个定期举办的国际性现代艺术大展。自1996年创办以来，以其探索性、前瞻性、实验性而独树一帜，成为中国现代艺术活动的品牌。

 

　　进入新世纪之后，上海正在抓住经济快速发展、对外更加开放的新机遇，进一步提升国际大都市建设进程中的文化推动力，多方面营造城市的个性魅力和文化风格：

　　第一、建设充分保障市民文化权利的文化服务体系。面对近年来上海市民不断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上海市政府致力于保障市民的文化权利，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服务，正加快建设与上海城市发展水平相适应，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资源共享、服务周全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和服务体系。目前，上海已经初步形成了遍布全市，人均拥有量为0.1平方米的影剧院、图书馆、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为市民文化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此基础上，上海正在进一步加大文化设施建设的力度。在影剧院建设方面，将统筹规划全市剧场、影院的建设布局，通过新建、改建和扩建，在全市构建若干剧场群落，和一批多厅影院。今年，一座可以与上海大剧院相媲美的东方文化艺术中心即将在上海浦东落成，成为上海的又一座标志性文化建筑。

　　第二、塑造海纳百川独具魅力的都市文化形象。上海将构建优秀文化艺术的创作高地。目前，上海已经拥有一批具有国内一流水准的文艺团体，拥有“全国三大影视中心”之一的影视剧创作基地，拥有一大批多层次、高水平的文化艺术人才群体。在此基础上，上海将着力提升本土艺术创作的原创力，重点扶持精品之作，努力以世界一流水准的优秀作品开展国际间的文化对话。在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中，城市雕塑的总体思考、整体规划正在形成。城市雕塑是反映一座城市“精、气、神”的公共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大力推进城市“公共艺术、城市雕塑及城市文化发展”的进程中，理应彰显城市雕塑在全球发展的背景中，所反映出来的城市的文化特质、文化情趣、文化追求以及演变的文脉轨迹，从而在“精、气、神”上辐射这座城市强烈的时代精神与文化特征。城市雕塑浸透了城市精神，要为城市提神；城市雕塑反映了城市性格，要体现城市的文化魅力；城市雕塑要有时代整体特征，要综合反映艺术性、历史性、民族性、国际性、时代性与长效性。

　　上海将构建展示世界优秀文化的大舞台。上海近年来依托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交流项目的拓展和文化影视节庆品牌活动的举办，努力营造中外优秀文化积极交流的开放格局。2003年，上海与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文化往来，各国、各地区来沪演出、展览和交流的项目398批、共4672人次；上海出访演出、展览和交流的项目313批、2147人次。在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上海将更加积极地拓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项目，在交流种类、交往方式、服务规范、法律保障等方面主动与国际接轨。

　　第三、发展满足市民多样化需求的开放性文化市场。目前，上海文化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文化市场之一，基本建立了影视、音像、演艺、娱乐等多层次的文化市场体系。通过文化市场这一中介，增强了文化对市民的影响力，同时也为实现市民多层次、多元性的文化需求，提高生活质量提供了基本保障。随着上海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市民对文化消费的需求还将不断增加。上海将大力培育、拓展和规范文化市场，积极发展市场中介，激发市场活力，为市民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服务。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正在崛起。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艺术展览、工业设计、艺术设计、广告制作、影视动漫制作、视觉艺术创作、工艺美术创作等领域。在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应注意增加城市文化色彩、注重城市“人文天际线”，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构建新的城市文化生活图景，在科学发展观的影响下，延续城市历史，进一步激励“文化多元与文化融合”，弘扬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拓展文化产业的功能，优化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态环境，使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之初就有较高的逻辑起点。

　　第四、推进文化发展政策和机制的创新。在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推进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必须加紧构建适应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国情和上海文化特点的文化政策体系，推进文化发展机制的创新，为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一是加大政府对优秀民族文化的政策扶持。二是积极实行多元化文化投资政策。三是加快推进文化产业部门的企业化改造进程。

　　上海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国2010年世博会的来临。(陈燮君)

 

　　讲演者小传：陈燮君 1952年7月生于上海。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哲学系学习博士研究生课程。现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兼任亚欧基金会博物馆协会执委、美国亚洲协会国际理事会理事、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等职。出版有《学科学导论——学科发展理论探索》、《时间学》、《生活中的色彩学》等几十部著作（包括合作）。发表了《关于开创空间学的思考》、《百代法书》、《城市的文化风骨——上海文明史探源》等论文、文章1000多篇，计达1800多万字。